沈清松
取自:教友生活周刊(2/27/2000 #2345)
十二月十日早上十點二十分,在梵蒂崗花色制服的衛兵指引與勤務人員的帶領之下,我進入了梵蒂崗國務院外交部,赴外次梅理奧雷蒙席十點半的約會。梅理奧雷蒙席是一位年輕、精明而務實的外交首長。我首先贈送他一份我下午將要發表的論文「在全球化歷程中邁向充量和諧」。然後,我便向他表示,我是以教友的、私人的名義,同時也是以一個研究中國哲學與中華文化學者的身分,來拜訪他,表達我所感受到國內教友的一些想法與焦慮。 我表示:一方面,我們希望中國大陸進步,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尤其是有更多的宗教自由。就此而言,我們頗能了解梵蒂崗為了促成中國大陸宗教自由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我們也很珍惜台灣現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可以說是傳統中華文化最成功、最先進的實驗室。然而,我們必須不斷生存發展,才能給予整個中國一個發展的典範,因為華人總需要由華人走出的成功之路,作為參考指標。然而,外交關係對於我們目前的生存與發展,有著絕對的必要性。 就此而言,我們不希望梵蒂崗在與中國大陸接觸的過程中,傷及與台灣的關係。也希望梵蒂崗在與中共接觸時,要以促成他們宗教自由的進步為原則。梵蒂崗的外交作為不應是為外交而外交,而應該是漸進的、工具性的,並有益於促成中共的宗教自由。 梅理奧雷蒙席是務實的人。他並不直接回應我的說辭,卻單刀直入台灣當前處境。他對我說:「你說得好,可是你可以確定,一旦兩岸發生戰爭,日本或美國會協防台灣嗎?」 我說:「這雖不是我研究的領域,但據我所知,日本或美國在國際事務上仍公開宣佈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更何況,如果中共決意攻打台灣,即使美、日想介入台海事務,也無法阻止中共。揆諸歷來中共基於其民族主義與國際主張,對韓戰,對印度與越南,即使在國際壓力龐大而中共窮困之時,仍要堅決出兵的做法,可為殷鑑。」 梅理奧雷蒙席又問:「中國大陸會對台灣動武嗎?」 我說:「我不確知此事,但我想除非台灣在有外力或無外力介入下宣佈與中國分離或台灣獨立,否則應不至於走上動武的路子,因為這對雙方都不利。」 梅理奧雷蒙席又問:「台灣會從中國分離或獨立嗎?」 於是,我告訴他:「在台灣的確是有一定比例的人口主張分離或台獨,大約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間。當中共強硬時,比例反而增高;當中共溫和、講理時,比例又會降回來。但是,一般而言,老百姓都想保有當前民主自由的生活與經濟、政治、文化的蓬勃發展,如果由於與中共的統一會失去這些,則會感到失去生活的意義;然而,我們也不願特別去做出與祖先所來自的土地斷根、絕然分離的抉擇。」 根據前面的談話,梅理奧雷蒙席表示:「既然如此,那麼兩岸終究是會走上修和的道路。就教廷而言,我們只想促進大陸的宗教自由,並保護其中一千萬的信徒。聖座一直對台灣很好,新近也為台灣祝聖了一位新的樞機,也就是單國璽樞機。不過,教廷與台灣的關係已經很久了,可是台灣的教友數目一直沒有增加,反而逐漸減少。相反的,中國大陸有很多信徒,而且他們已經為了信仰受苦很多年了。」 我說:「教友數目是信仰的問題,信仰是心靈的投注、是恩寵,而不是量的問題,不能用多寡來比較。也不能因為其他的羊群,而犧牲了現有的羊群,如果硬要這樣,這是不正義的。」 對此,梅理奧雷蒙席表示:「我們知道,也因此我們的作法不是相斥性的,我們不會在與北京建立邦交的同時,放棄對台灣的關係。」 我說:「看來你們已經構思了未來進行的模式。可否告訴我你們打算怎樣做?」 梅理奧雷蒙席說:「我們可以依據國際法,按照當年維也納公約的許可,派駐一位總主教層級的宗座代表,常駐台灣。」 我問:「那麼,台灣駐在梵蒂崗的使節呢?」 梅理奧雷蒙席說:「這我們不會主動取消,我們一直有台灣的大使派駐。將來迫不得已則可能改變方式。」 我說:「你們打算何時開始進行改變?」 梅理奧雷蒙席說:「我們沒有時間表,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因為問題在北京,不在我們。」 我說:「從最近中共對待法輪功的情況看來,顯示中共在宗教方面的認知與政策還未成熟到能真正尊重宗教自由的地步。法輪功會員包圍中南海的事件,中共本可以用「非法遊行集會」處置,使法輪功知所守法,而中共也不至於蒙上迫害宗教自由的惡名。事實是,中共取締了法輪功,受到舉世批評,而法輪功也受到重創。可見中共尚未能成熟處理宗教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教廷在與其接觸時應該更為謹慎,而且在外交作為上,應該更強烈顯示教廷重視宗教自由與愛護教友的原則,甚至藉著對有宗教自由的台灣示好以顯示之。因為中國人基本上都尊重有原則的人,而且如此一來你們才有談的依據。」 梅理奧雷蒙席說:「這我們了解。也因此,我們還沒正式談。」 我說:「在這種情形下,可否先做一些對台灣好一點的事情。第一,可否在教廷的公共文件中讚揚台灣在中華文化方面的成就,並希望大陸以此為榜樣,進而朝向自由、民主方向進步。」 梅理奧雷蒙席說:「這點我們可以考慮。」 我說:「其次,可否提高對台的外交層級,並多樣化對台外交的形式。」 梅理奧雷蒙席說:「目前已經不能再提高對台的外交層級,至於在多樣化對台外交形式方面,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像最近正義與和平委員會在台召開國際會議這類事情便是。其實,教廷給予台灣一位樞機,已經是對台灣最好的肯定。」 我說:「以後如果有其他建議,可否給你寫信?」 梅理奧雷蒙席說:「只要是具體可行的建議,都歡迎寫信來供我們參考。」 結束了與梅理奧雷蒙席的談話,我便在勤務人員的陪同下,步出梵蒂崗外交部,走下樓梯,步入聖伯多祿大殿廣場,轉回旅館,準備下午「文明間之對話」研討會的論文發表。該次會議的評析應另文為之,玆不在此贅言。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該次會議是由宗座額我略大學依摩達校長主持,會中先由教廷外交部長陶然總主教致詞,然後由我本人、我多年前認識的宗座額我略大學教授多馬斯•米謝教授和宗座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巴爾達教授,依序發表論文。教廷文化委員會主席布巴爾樞機出國,未能出席,派瑞貝洛蒙席代表與會,於會前來向我致意,並談話片刻。 梅理奧雷蒙席也來參加了研討會,他在會前主動來向我握手致意,並說:「我已拜讀了您的論文,非常紮實。」我也向他表示感謝之意。之後,由於忙著研討會,便未再與梅理奧雷蒙席見面,研討會後次日,我便搭機返台。返台後由於忙著研究、教學,直到新春假期,才有空將原先潦草的筆記整理出來,作為紀錄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