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專訊）中國外交部早前正式拒絕教宗訪港，輿論擔心這限制了香港的宗教自由、破壞一國兩制。天主教香港教區表示，若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明白教宗的宗教角色，靈活處理今次事件，不把教宗訪港之行提昇至外交層次，教宗訪港便更能表現出中央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特區維護宗教自由的決心。

天主教香港教區助理主教陳日君八月十六日說：「教宗兼具宗教領袖和國家元首的雙重身分，中央政府將問題定性為外交事務是合理的；法理上說，政府根據基本法規定，由外交部處理教宗訪港的要求也是合理的。」

然而，陳主教認為中央政府若視教宗訪港為宗教事務，可顯示它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重視。他說：「教宗作為國家元首也是為了教會事務，在國際舞台上不意圖達至任何政治利益，若中方明白這一點而不以外交層次來處理事件，便能把事情降至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的一般宗教事務，也可顯示出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重視。有社會人士從純宗教事務這點去看，認為事件限制了本港的宗教自由，這是可以了解的。」

視訪問為宗教事務　更顯一國兩制受重視

就梵蒂岡的國家身分，有教會歷史學者認為，宗座為了發展教會的傳教事業有需要成為一個國家，只具象徵性意義，其本質是宗教性的。一九二九年宗座與當時的意大利極權政府協議，承認梵蒂岡是個主權國家，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會歷史教授蘇國怡神父稱：「教會此舉是為了保存發展自由，並向世界宣示，天主教會不受任何國家政權操控。」

有學者便批評港府和中央政府處理事件不當。浸會大會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便認為，中央違反了基本法第一四九條，當中列明香港特區的宗教組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他說：「香港是特別行政區，處理對外關係時不應與內地省市看齊，這樣有違作為國際城市的目標。」

學者指港府 未維護宗教自由

杜耀明認為這次事件中，「港府未能向中央表達港人對宗教自由的關心，也未能維護基本法對宗教自由的保障」。他說：「港府將問題『政治化』、『外交化』，處理方針刻意迎合中央的論調，以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作回應，似是向中央作政治表態。」

教宗今次若能成行，將在香港總結去年四月舉行的亞洲特別大會，頒布宗座勸諭。教區秘書長李亮神父稱，教區得悉在亞洲主教會議中，香港可能成為教宗訪問的地點。李亮說，今年上半年間，中國與教廷有關方面直接討論教宗訪港的可行性。

到七月六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天亞社說：「由於梵蒂岡同台灣維持所謂外交關係，教皇（教宗）訪問香港顯然是不適宜的，梵蒂岡方面對這一點也是清楚的。」據外電引述，印度政府正準備教宗到訪，稍後將作有關公布。

事實上，對台關係也不必是中國外交上的障礙。一九七二年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便曾接待美國總統尼克遜，當時美國依然與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此外，在一九七零年港英政府時代，雖然當時的英國政府未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教宗保祿六世仍能到訪香港，當時的署理港督羅樂民爵士親自到機場迎接，教宗也在政府大球場主持了一台五萬人參與的露天彌撒。

對台關係 非拒訪充分理由

有學者認為，教宗若能訪問香港，也可增進中梵關係；而目前北京抗拒宗教的政策，令教宗難以訪港。

研究中國教會事務的安貝蒂修女說：「宗座與台灣關係明顯地不是教宗被拒訪港的好理由；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當局認定現在不是與教廷建立關係的時刻。」她引述近期一份有關宗教政策白皮書稱，「中共仍然深信基督信仰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國內宗教團體與外國的聯繫，定性為「外國勢力干預內政」。

安貝蒂認為，北京政府「視宗教是對共產黨政權的威脅」，在國內只容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沒有宗教組織的自由，對宗教活動進行箝制。她說：「中共視宗教信仰為意識形態的一種，而他們亦深信這個『意識形態』會對社會主義構成威脅，直接破壞共產黨的執政權。」

屬於瑪利諾女修會的安貝蒂說，天主教信仰並非一種的意識形態，是一種「信仰」，她說：「現任教宗說過，如果信仰圓滿地活出基督信仰，信友會成為國家的『資產』，信友只會成為幫助國家發展的棟樑，不會成為絆腳石。」她指出教宗訪問的目標也是宗教性的：「教宗多次公開講及，希望與中國的信友見面，為他們在苦難中依然保持信德表達敬意和支持。」

教廷聲明居港人員　從事研究不涉外交

另一方面，香港《南華早報》八月十二日報道，梵蒂岡在未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在港派駐「非官方外交使節」菲朗尼（F. Filoni）蒙席，並指菲朗尼在安排教宗訪港一事上，身負重要角色。教廷同日回應，指教廷一九八九年來便在港設類似職務，有關工作不涉外交，而是研究（study）中港教會事務。

教廷新聞處的回應稱，菲朗尼是教廷派駐菲律賓大使館人員，在港居住，以「更緊貼地跟進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教會生活。我們不能稱那為『秘密』、『神秘』任務，這倒是尊重處境、低調的臨在」。

陳日君談及菲朗尼時說，他的「研究」是指關懷、認知、了解香港和內地教會的情況。他說，菲朗尼在教宗訪港一事上「沒有重要的工作」。陳主教說：「這位蒙席並沒有外交身分，因此不可能在已經被提昇至外交層面的問題上與中方交涉」。他說，香港的教務並非經由駐台灣的教廷代辦負責，是避免引起中方不滿。

也談教宗訪港

牧杖

自從台灣的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使兩岸關係突趨緊張後，數天前一些香港報章高調報道北京當局不批准教宗訪港一事，容易使人把兩者聯想起來——由於兩岸交惡，牽連到教宗不能訪港；同時在晚間有某電台的時事節目也提及此事，又把十年前蘇聯陣營的瓦解與教宗的「百年通諭」拉上關係，又分析教宗訪問古巴後對當地社會的政治影響等，把教宗形容為一政治人物，以結論出中國政府不歡迎教宗訪港的原因。其實早在六月中陳日君主教在羅馬開會時接觸教廷的有關人士後，向公教報透露「教宗今年將不會訪港」（見七月四日公教報）。所以此消息並非「新」聞。

教宗訪港與否是不是會對香港教友及香港社會有所影響呢？假設他真的能成行，定喚起短期性的熱潮，這「教宗熱」可能成為吸引外地遊客來港的賣點，把陷於低潮的旅遊業帶來一股新鮮空氣，振興香港經濟，教外和教內人士會一窩蜂的一睹這位老人家的風采，替香港社會和香港教區寫下歷史的一頁，多妙！雖然我們明白「教宗」在我們教會信仰中的位置，他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但說老實話，我們有沒有把他放在心中呢？這位老人家的背境、他的世界觀、抱負和理想、他所精心泡製的通諭，我敢打賭鮮為香港教友所知。筆者曾有機會到羅馬朝聖，擠身於群眾當中，聆聽教宗向各地的朝聖者講話，突然從後方傳來興奮的歡呼聲，連忙轉身張望，原來是一大群青年，搖著大大小小的旗幟，高聲呼喊著——教宗萬歲——原來是教宗的同鄉，我不是在此鼓吹民族主義，但這是人之常情；當然，若果本人有幸能與教宗握手，定會把那張照片放大到8R，鑲在名貴相架上，放在當眼處，正如在香港某涼茶店，把彭定康到此一遊的相片放在店門口，以作招徠。

不過話說回頭，我們天主教徒均對教宗有種特殊的感覺，這是我們教會的特色，非外人可明白，這可能是基督在我們中間之故，所以，教友們！請不要因教宗未能在今年訪港而失望；關鍵不是中國政府不容許他來，而是我們的香港教區還未準備妥當！讓我們今天同心合意為教會祈禱，期望一天福音使者——教宗的足跡能印在神州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