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井天主教史略
保羅 澤勇
關於西藏的天主教教堂及其信徒鮮有詳實的記載。即使論者有片鱗只爪的敘述，也往往與事實有較大出入。比如，1989年王永紅先生在《略論天主教在西藏的早期活動》中斷言：“天主教儘管在西藏活動了一百多年，但是既沒有留下一所教堂，也沒有發展起一戶永久性的信徒。”1
1990年，房建昌先生在《西藏基督教史》中進一步講道：“目前，伊斯蘭在西藏還有清真寺，基督教則完全絕跡了。”2顯然，以上二位論者不知道具有百餘年歷史的鹽井天主教堂不僅是目前西藏境內唯一的天主教教堂，而且還有740余人的信徒。本文試就天主教在鹽井的傳教過程、相關歷史事件及其現狀略作考述，聊備一談。
一、鹽井的歷史地理及其他
“鹽井”一名最早見於清康熙年間，是藏語“茶卡樓”（意為產鹽地）的義譯。東北與西藏芒康、四川巴塘相鄰，南與雲南德欽接壤，西與西藏左貢縣紮玉、碧土、門孔等相連，海拔2600米左右，氣候相對炎熱，盛產青稞、大麥、玉米、小米等農作物，以及蘋果、梨子、石榴、核桃、西瓜等水果。因自古生產井鹽而聞名遐邇。據記載：“此鹽銷于康南各縣及雲南邊西一帶”。3歷史上是吐蕃通往南詔的要道，滇茶運往西藏的必經之路。清代“雍正三年，雲南鶴麗鎮總兵南天祥征藏於此設台，令剛達寺喇嘛督率百姓轉輸糧餉”。4就在那時，“本城尚有漢蠻商店十餘家，由此購置鹽、茶、銅、鐵、雜貨，輸至察隅以西野人地方”。5按史書，至少從清代開始鹽井與巴塘有特殊的關係。《鹽井縣誌》記：“茶卡樓曆為巴塘正付土司管轄之地，其舊制設古曹二人……光緒三十二年巴塘變亂平定，改土歸流一同設治，翌年……西劃悶空、紮宜，改為鹽井縣，隸屬巴安府”。6“茶卡樓”、“古曹”為藏語“??繲??繴?"、“罞????"（意為代理人）的音譯；巴安即巴塘；悶空（門孔）、紮宜（紮玉）今左貢縣境內。據當地老人講，現在的上、下鹽井藏族是當年趙爾豐治理康區時從巴塘遷來的移民。無論怎樣，今天這兩地藏民的口頭方言、衣食住行、住宅建築等民俗都十分相似，而近代西方傳教士也經常往返於這兩地之間。1959年，鹽井劃歸西藏，設立鹽井縣；1960年，將寧靜縣、鹽井縣合併為寧靜縣，1965年，更名為芒康縣。真正意義上的鹽井分上鹽井和下鹽井兩個自然村，其中下鹽井的居民以納西族為主，而上鹽井以藏族為主，也有少量的納西族。天主教堂座落於上鹽井，其信徒也集中在該村。
二、天主教在鹽井的傳教過程
在天主教傳入上鹽井前，這裏的所有民眾都虔信藏傳佛教。那麼，天主教從何時、以何手段傳入該地、招收信徒、修築教堂的呢？1986年，我們曾對諳熟鹽井天主教堂歷史的阿色老人（現已故）進行專門採訪。據他講，天主教大約在100多年前從察瓦博木嘎地方開始傳入鹽井。之後，我們又查閱能夠接觸到的相關史籍，但始終未能找到它的確切年代。1991年，曾長期工作於四川省檔案館、且掌握較多康區天主教傳教史料的劉君先生在《西藏研究》上刊載《康區外國教會覽析》一文，講道：“鹽井教堂為19世紀60年代法籍呂司鐸開辦，有信徒342人。”7談及了教堂的修築年代、修建者以及當時的信徒人數，可惜的是未能注明文獻出處。我們從其他文獻資料的記錄來看，這一說法大體符合史實，且從諸史書及當代研究者的有關文章中就天主教在鹽井的傳播始末提供了一些零星的資訊。1858年，中、英、法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規定允許傳教士在包括康區在內的邊沿地方從事傳教活動。隨後法國人以勝利者的姿態，爭先恐後地闖入川、滇、藏交界處歷來為清廷及藏政府難以顧及的現今四川巴塘，雲南維西、德欽、察瓦博木噶，西藏芒康、鹽井、紮那、門孔等地進行所謂的“傳教活動”。首先步入上述地方的是法國傳教士羅啟楨（CharlesReneAlexisRenou）及查爾斯·菲格（Jean－CharlesFage，又譯瀟法日）。1861年，他們從駐京法國代表baronGros與總理衙門處領取入藏通行護照，同年6月4日順利抵達藏東重鎮之一的江卡（芒康）。當地官員就在既不稟報噶廈政府，又匆忙承認其“護照”的情況下，准許他們在芒康境內進行傳教活動。時過不久，拉薩三大寺得知此事，震驚萬分。同年，另一傳教士德格定（Than－kmsb拟gar－bo）來到芒康，他在當地傳教的同時，企圖把教區擴展到衛藏地方，但遭到當地官員的拒絕。1861年8月5日，又有一名叫VicarAposto拟lisThomine－DemaZures的傳教士來到芒康，並急忙奔往昌都。88月20日，他從四川總督處領取護照，試圖從昌都直入拉薩，但同樣遭到三大寺的強烈反對，被押回昌都。就在這一年，法國遣使會傳教士從雲南維西再次進入察瓦博木噶。1862年6月，羅勒拿從察瓦博木噶前往芒康，與德格定一起朝拉薩走去，而途中被拉薩派來的官員押回。羅勒拿回察瓦博木噶。1863年11月21日，駐藏大臣滿慶和幫辦大臣恩慶奏：“該羅勒拿又至江卡，聲言景大人處已奉諭旨，前藏所屬之察瓦博木噶地方，賞交羅勒拿永遠管理。”9羅勒拿再次來芒康的時間是1862年；景大人為第106任駐藏大臣景紋；前藏指當時的噶廈政府；察瓦博木噶（又稱察瓦幫呷）位於鹽井南部，德欽西南，怒江東岸，北緯28°20′附近的邊遠鄉村，即今雲南德欽的察瓦咪線一帶，距鹽井240餘公里。1864年11月7日，恩慶又奏：“惟以前自雲南及打箭爐行至察瓦捫孔置業之天主教羅勒拿、瀟法日等，在彼數年，任意傳教，已擾亂蕃民數人心意。現在設法將該從（教）者分別查辦，並不准彼處人等擅行來藏……應請援情奏明大皇帝，飭由打箭爐地方官認真清查出關兵民，方免洋人潛越藏地，實于黃教大有裨益等因。奴才等查所擬尚中肯綮，除咨明理藩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都將軍，及劄行打箭爐廳外，理合具奏。”10“打箭爐”為藏語“繻纊???纀??"的音譯，即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察瓦捫孔”（又稱“察瓦悶孔”）為西藏察隅縣察瓦龍鄉門孔（膕繼?罶繴纍?）村，與察瓦博木噶隔怒江相望。根據上引奏文片段，再結合其他文獻資料，可發現如下大致情況：(1)早在1858年前，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羅勒拿從康定出發，經巴塘、芒康，抵達昌都，在昌都被當地官員押回四川。這是西方傳教士第一次裝扮商販進入藏東芒康、昌都等地。(2)大約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羅勒拿和瀟法日改道雲南，從離鹽井頗近的雲南維西藏區進入當時系屬西藏噶廈政府轄區的察瓦博木噶，在此建立了天主教在康區的第一個傳教點，找到了暫時的立足點。在察瓦博木噶及其附近的門孔和紮那（?繳?肵?,今西藏察隅縣察瓦龍鄉境內）進行“傳教”活動，並招收到極少的信徒。(3)羅勒拿及瀟法日於1861年6月、1862年6月先後兩次從察瓦博木噶出發，經紮那、門孔、碧土、紮玉等瀾滄江與怒江間的察瓦崗諸地由南向北地來到芒康、昌都等，但未能達到預期目的，無奈之下返回察瓦博木噶。羅勒拿於1862年6月第三次來芒康等地，其目的似乎有兩點：一為在芒康、昌都等尋找傳教點；二為迷惑芒康、昌都等地方官，讓其承認他們在察瓦博木噶建立傳教點的合法性，無中生有地編造所謂“景大人處已奉諭旨，前藏所屬之察瓦博木噶地方，賞交”給他們“永遠管理”的謊言。一旦遭到當地官員的拒絕，便試圖前往拉薩，以同樣的騙人手段說服或玩弄噶廈政府及三大寺，承認已在察瓦博木噶建立的傳教點，准許對其永久性的“管理”。而在途中卻遇到拉薩派來官員的阻止，再次押送芒康，返回察瓦博木噶。翌年10月18日，曾活躍于藏東的法國遣使會傳教士羅勒拿死於此地，是西方傳教士死于藏東的第一人，史書對其死因未作記錄。(4)羅勒拿等之所以較順利地抵達芒康、博木噶、門孔、紮那、昌都等地，一是從法國駐北京代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處領到了入藏通行護照，為他們順利入藏開了綠燈；二是在藏東境內先亮出“護照”，證明其經北京清廷允許入藏，一旦當地官員不理睬“護照”，三大寺反對入藏時，則“假稱貿易，欲赴西藏傳習天主教”， 在察瓦博木噶、門孔、紮那一帶任意傳教，並收籠為數極少的信徒。不久，引起當地僧俗群眾的強烈不滿。(5)滿慶、恩慶之所以聯合上奏，主張不准洋人潛越藏地，究其內在原因有二：一是逐步領悟了上自噶廈及三大寺，下至當地官員及僧俗群眾的反洋教情緒，順應了他們的呼聲。二是同治元年（1862年）康區發生了“瞻對事件”——瞻對（今四川甘孜州新龍縣）頭人工布朗結“糾合德爾格土司擾及霍爾、章谷等土司地方”。這一事件波及靠近今四川藏區的西藏芒康、察雅、貢覺等。值時，羅勒拿等又在巴塘、芒康、昌都一帶“恃勢橫行”，活動頻繁，以博木噶為據點，在門孔、紮那一帶進行“任意傳教”，使清廷駐藏官員以為羅勒拿等人在藏東的傳教活動與同屬康區的瞻對頭人工布朗結的反叛有關聯。如，1862年11月21日，在滿慶與恩慶聯合寫給噶廈攝政汪曲結布的信函中說：“藏界東路法國羅勒拿、瀟法日等，為恨西藏官民不令其來藏，與瞻逆工布朗結勾成一氣。該羅勒拿於今春派劉姓由爐城運來茶包，在巴、裏一帶散給漢兵，要買人心”。 （爐城指打箭爐，即康定。巴、裏指巴塘和理塘）之後，汪曲結布進一步查實道：“細查該羅、瀟二人誓要來藏之意，名為傳教，實欲善取西藏。” 再次認清了羅勒拿等所謂“傳教”的險惡用心。同治皇帝收悉奏文後下旨：“嚴飭沿邊各屬認真查察。如有內地傳教之人潛赴藏地者，概行截回，毋令乘間偷越。”使朝野上下對傳教士的入藏有所警醒。(6)隨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法國駐京公使進行多次交涉，同時受英、俄的強大壓力，使法國政府對其傳教士在藏東的活動感到不妙，於是，1864年3月15日，法國駐華公使柏德密通知法國傳教士立即撤出藏東。4月，遣使會傳教士離開芒康，回到巴塘。1865年9∼10月，察瓦博木噶、門孔等地發動反天主教運動，使法國傳教士被迫離開其經營了十幾年的察瓦博木噶傳教據點，來到今日的上鹽井。
關於傳教士首次來鹽井的過程，據阿色老人講：天主教傳入鹽井之前，諸傳教士先後在左貢縣門孔、紮那，雲南的維西、察瓦博木噶、茨中、德欽，以及四川的康定、巴塘進行傳教活動，但他們在上述地方始終遭到以黃教寺廟為首的地方官員的強烈反對，後來都被驅逐出境。大約在100年前，察瓦博木噶和門孔地方掀起了較大規模的反天主教運動，燒毀了傳教點，並聲言殺死傳教士。當時在察瓦博木噶的傳教士由幾名信徒陪同倉惶出逃，從察瓦博木噶出發，沿古商道經門孔、紮那、碧土，翻越察瓦堆拉，來到瀾滄江西岸，與上鹽井隔江相望的今鹽井曲孜卡鄉境內的庫如囊村。在該村某戶人家借宿十來天，搜集和掌握江東上鹽井村的民族結構、宗教信仰、戶數等情況。十幾天後，傳教士橫渡瀾滄江，進駐江東當時隸屬上鹽井的果冉村的董仁倉家，在此為村民看病行醫，間接傳播天主教的教義、教理。不久有兩三個村民漸漸地成了天主教教民，他們是傳教士進入鹽井後的首批信徒。傳教士在果冉村深入瞭解上鹽井民情的基礎上，最後闖入上鹽井，借宿於略有名氣的雅卡·嘎倉家裏。幾個月後，又搬到與後來所建教堂一牆之隔的雅卡·德仁薩倉家裏。其間，這位傳教士主要從事社會慈善活動，一則為村民免費治療；二則為家境貧寒者修房、買地；三則為當地的剛達寺佈施大筆大洋，深受群眾的信賴，贏得剛達寺的讚譽，得到讓其暫住此地的許可。隨後就在與他關係密切的群眾中進行傳教活動，有不少人成了天主教的教徒。這位傳教士在上鹽井呆了約半年後前往巴塘，之後有三四位傳教士來鹽井，他們同樣從事慈善及傳教活動。時至司鐸呂耶來傳教時，從剛達寺購買地盤，動員所有信徒，修築教堂。接著設立衛生所，繼續為村民免費治療；開辦學校，學校分高級班和初級班，開設藏文、漢文、英文、算術、音樂等課程，教員都來自維西、下關、康定、巴塘等天主教傳教區的傳教士或信徒。
根據以上採訪中得到的口傳史料，參閱其他相關文獻資料，筆者對傳教士首次步入鹽井及修築教堂時間等試作如下淺析：(1)清末史書中提及1865年9∼10月傳教士從察瓦博木噶被驅逐出境，這裏記錄了被驅逐的時間及地點，而未能說明被驅于何方，也未能載錄傳教士首次來鹽井的時間。而阿色老人的講述彌補了這一不足。他說，傳教士在察瓦博木噶被驅逐後，倉惶逃至鹽井。依之可以認為，傳教士從博木噶逃亡的去處是鹽井，他是第一個踏入鹽井的西方傳教士。天主教傳入鹽井的最初時間可視為1865年9∼10月。(2)至於鹽井雅卡龍教堂的修築時間以及當時的信徒人數，阿色老人的講述只是大概，而且目前我們能接觸的文獻中難以發現教堂修建的具體年代，所以，我們只好置信于劉君先生所說的“鹽井教堂為19世紀60年代法籍呂司鐸開辦，有信徒342人”的觀點。確切地說應在1866∼1869年之間。(3)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中，有其慣用的手法，即依仗本國的實力，從京都獲取入藏“護照”，在藏以貿易為名，裝扮成商販，選擇地處省界、氣候溫和、民族雜居、難以管理的地區，借宿駐留，進而自下而上地找准目標，廣為求得民心的所謂“慈善”活動，不失時機地拉攏官員及寺院要人，爭取他們的信任和許可，達到招收信徒，建立據點，擴張勢力，進行“傳教”等目的。(4)代朝野對近代西方傳教士所謂的“傳教”實質上有其作為侵略先導的意圖有所警覺，因而傳教士入藏後引發的一場場驚心動魄的反洋教運動與此不無關係。(5)傳教士在其教堂內開辦學校的用意絕非僅僅是發展該地的文化教育，而是利用宗教活動為西方勢力的擴張尋找立足點，但傳教活動客觀上促進了當地的文化事業，這使鹽井成為僅次於巴塘等地的文化中心地區之一。三、與鹽井天主教相關的歷史事件1、光緒七年（1881年）七月十五日，司鐸梅玉林從巴塘出發，“押運西國帶來鹽井等處教堂應用物體箱只十三馱，前往鹽井，交收分送”，當夜抵達距大石包20裏的“核桃園”住夜，“初更時聽聞犬吠，令向興順出帳查看，突有三人將伊按倒，並有數十人擁進帳篷，梅玉林在內施放洋槍，立即轟倒一人，匪眾稍退。旋複四面圍攏，擲石亂打。梅玉林持槍疊放，受傷倒地，賊人向前砍戮殞命。惟向興順乘間掙脫躲避，天明折轉，查點失贓，計劫去馱騾十三頭、騎馬二匹、箱二隻、茶包一隻各等”。 翌日發現，“梅玉林頭面均被刀石砍擊，血污模糊，右手腕骨斷，左手腕亦被砍傷，實系受傷身死。”這是與梅玉林同行的在這次劫難中幸存的教徒向興順向駐巴塘的清朝官員丁寶楨講述的一段親歷。上鹽井天主教堂原先屬康定天主教教區的分堂，後又改為雲南維西茨中教堂的分堂。為此，“押運西國帶來鹽井等處教堂應用物體”一說自可置信。“核桃園”為藏語的義譯，今芒康縣金沙江西岸朱巴龍鄉達嘎丁村。上引原文中提及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被殺人物，而其被殺的直接原因為梅玉林前往鹽井時，本意與乍丫（察雅）商隊一同向芒康行進，但是從巴塘起程的第一天因察雅商隊落隊，而梅玉林卻不願意等候商隊一同前往，又“不知會漢土台官土司派護”，與其教民向興順等獨自行進。當他們抵達核桃園準備住夜時，“蠻兵四郎洛布聞信趕至”，勸告梅玉林：此地“夾壩野番，出沒無常，此地斷不可紮，千萬請回。梅玉林以業經到此，不願退回，隨即住下”。事後從鹽井趕來的司鐸畢天祥在處理梅玉林的喪事時，在其衣袋裏發現他在臨死前以外文寫的一張紙條，內容“並未知會地方衙門，不能相怪” 一句，簡明表白了自己被害的原因。房建昌先生曾把原文中的“夾壩”一詞釋解為左貢縣的“加貝公社”，或是貢覺縣的“雄松區”， 斷言“梅玉林被殺地點為夾霸（壩）”。 實質上，“夾壩”是藏語的音譯，義為“強盜、盜匪”。梅玉林被殺的地點無疑是芒康縣朱巴龍鄉的達嘎丁村。至於誰殺害了梅玉林的問題，據文獻記載：“惟三岩野番在該蕃地劫掠為事，實屬凶頑，前駐藏幫辦大臣維慶由川入藏，行至大石包，該番匪膽敢攔路搶劫，殺斃引馬人夫……詎該野番野性不馴，又複劫殺洋人”。 “三岩”一詞多出清代及民國漢籍，藏語中原義為（意為惡習之地），現今寫為（綠色地方）。“三岩”這一地理名詞在藏區，尤其在藏東康區是一種特殊的地域名稱，包括金沙江西岸芒康縣的戈波鄉及宗西鄉的一部分，朱巴龍和尼增鄉的西松貢及薩溫村，以及貢覺縣的木協、雄松、敏都、沙東、克日、羅麥，金沙江東岸巴塘縣、白玉縣的一部分。這片區域之所以被稱為“惡習之地”，與其至今所沿襲的以盜劫為榮的習性相關，而這實際上是其地理位置、生產條件及傳統觀念等使然。“三岩”在清末民初時期具體指哪個地方呢？按傳統說法：今朱巴龍鄉的“薩溫〔村〕北緯29°38′，東經98°58′。曾名三岩村。1989年定今名……在鄉駐地西南約15公里，金沙江西岸”。 依之，上文中的“三岩”當指今日的薩溫村，且與文獻中記述這一事件的發生地點相吻合。薩溫村是古今川藏古道的必經之路。
事件發生後，丁寶楨向光緒皇帝呈報此事，驚動清廷，調動藏兵600名，“克日深入番巢，懸立重賞”，追回贓物，懲辦凶首。但“三岩”“野番地險山深，並無定處”，於是又勒令副將況文榜挑選該營兵丁200名，泰甯營兵丁150名，共集合950人的兵力進行圍剿。同時把梅玉林臨死前用外文所寫的“並未知會地方衙門，不能相怪”的遺書“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暨咨部”。
光緒八年（1882年）正月庚戍，丁寶楨上奏曰：
旋據委員知州楊鞏、打箭爐廳同知李忠情、巴塘糧務委員嵇志文稟稱：前經拿獲夾壩工布曲批、策珠二名，並起獲原贓騾馬等件，給洋人認明稟領。訊據工布曲批供稱，是夜行動，有丁林寺喇嘛在內，夥同搶劫。當又設法將喇嘛降巴納小、淆熱根堆二名獲案，提同工布曲批等質訊明確，供認不諱，並據隨同司鐸梅玉林之雇工聞天順等認系當時為首兇犯，確切無疑。雖餘匪在逃未獲，而該四犯既據供證確鑿，自應照章懲辦……應請將情罪重大之工布曲批、淆熱根堆二犯，先行正法，以昭炯戒。其策珠、降巴納小二犯，即押回拘禁打箭爐廳待質，一俟續獲餘犯，再行訊辦，庶免狡展，所劫各贓，除起獲外，據該教堂估計，應賠銀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一分。惟此案雖系岩匪為首，而喜松工僧俗竟有多名在內夥劫，又該處甲繃烏金澤旺，本系岩人，兩土司膽敢派令充當甲繃，以致內外勾結，出此重案，是該巴塘正副土司與丁林寺堪布約束不嚴，均難辭責。所有前項贓銀，應飭令巴塘正副土司暨丁林寺堪布分別賠繳，以為約束不嚴者戒。該教主畢天祥見如此辦理，兇犯既經正法，失贓亦複有著，心極悅服，毫無異議，當經領銀出具洋字圖記了案切結，以憑結案等情，具報前來。臣等查該員等辦理此案，甚為妥速，並取具該教主畢天祥了案切結，尤為結實可靠。
從這一奏文我們可以得知：(1)梅玉林在核桃園被殺後，即刻由當時川省委員知州楊鞏、打箭爐廳同知李忠情牽頭，並由巴塘糧務委員嵇志文具體追查這樁重大案件，抓獲了三岩盜匪工布曲批和策珠二人，追回被劫的騾馬等部分贓物，歸還給司鐸畢天祥。(2)從工布曲批及策珠的口供，以及隨同梅玉林的雇工聞天順等的辯認，得知巴塘丁林寺的喇嘛降巴納小和淆熱根堆等策劃及參與這一案件。於是把工布曲批及淆熱根堆定為主犯，就地正法。策珠和降巴納小被押回打箭爐廳繼續審詢，力求抓獲在逃的其餘犯人，追回其他贓物。(3)在審理案情的過程中進一步得知，在這次搶劫中除了有三岩人、丁林寺喇嘛外，還有與三岩村相鄰的喜松工〔今芒康縣尼增鄉境內，曾名西松公、喜松工，1989年定今名即吉松崗（意為公守崗），北緯29°55′，東經99°01′，在鄉駐地西南約8公里〕地方的僧俗人員參與。當時吉松崗的甲繃（音譯，意為百戶長，舊時管轄一百戶人家的首領）烏金澤旺,其人又系三岩人，因此，巴塘糧務委員等認為巴塘正副土司用人不當，竟把三岩人烏金澤旺任命為與三岩人習性相同的吉松崗的百戶長。而江東巴塘丁林寺對其僧人管教不嚴，使三岩人、吉松崗人和丁林寺的僧人裏應外合，共同製造了這一震驚朝野的事件。(4)在處理案件中官府只追回被劫去的部分贓物，於是鹽井教堂提出要賠償1935.71兩白銀，巴塘糧務大臣勒令巴塘正副土司、丁林寺分別承擔這筆賠款，以懲辦他們用人不當、管教不嚴的失職之過。(5)司鐸畢天祥親臨審理案件的始末，瀏覽司鐸梅玉林的遺書，目睹官府對兇犯的嚴懲過程，領取追回的贓物及賠償的銀圓。最後由他在結案文上簽字、蓋章。
梅玉林為漢名，正式姓名為Brieuk，Jean－Baptste－honore。大致簡歷為：1845年2月6日生於法國上索恩省的邦博永，先後在馬爾奈和呂克瑟伊的初級神學院以及貝桑松（Besangon）高等神學院學習。畢業後任晉通神父。1876年10月18日加入福音傳道會，即巴黎外方教會。1878年6月15日入聖職，7月11日前往川滇藏區，先後在巴塘、維西等地進行傳教。 勞內的《福音傳道會紀要》中說梅玉林是1881年9月8∼9日被三岩人所殺。但根據上述文獻資料可知，梅玉林是1881年7月15日從巴塘前往鹽井的途中，在今朱巴龍鄉的薩溫地方被殺，葬于巴塘。
根據房建昌先生所介紹的勞內的《福音傳道會紀要》，畢天祥的真實姓名為BietFelix，生於1838年10月21日，1862年4月24日入會，1864年1月10日受聖職，同年3月15日進入藏區，1865年在博木噶傳教，後被喇嘛趕入yerkaLo，1901年9月9日去世。這是《福音傳道會紀要》介紹BietFelix其人的一段原文。 房把原文中的藏文字音yerkaLo釋解為“維西的yerKaLo"，而我們認為是藏語的字音，即鹽井天主教教堂所在地——上鹽井的稱謂。另外，勞內說，BietFelix於“1865年在博木噶傳教，後被喇嘛趕入yerKaLo"。這一說法與上引文獻記錄和民間傳說不謀而合。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法國天主教福音傳道會傳教士BietFelix于1864年3月15日進入雲南維西、德欽等藏區，1865年初在察瓦博木噶傳教，同年9∼10月被當地僧俗群眾趕入上鹽井（yerKaLo）。說明鹽井天主教是從察瓦博木噶傳入的，首次來鹽井的傳教士是BietFe拟lix，此人取漢族姓名為畢天祥。那麼天主教傳入上鹽井的時間也就是1865年的9∼10月份。1881年前來審理司鐸梅玉林被殺案件的畢天祥無疑就是BietFelix，當時他似乎是鹽井天主教堂的傳教士或神父，由他直接負責追回贓物、領取賠償銀圓、參與最後結案等事項。2、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康區的所有傳教士均被從康定等地撤回東南沿海地區。1905年，巴塘、鹽井、維西掀起了反洋教運動。比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駐上鹽井的法國傳教士蒲德元迫於當地群眾的追殺，倉惶出逃雲南德欽縣的茨中教堂（當時屬維西廳）。6月1日，雲貴總督丁振鐸奏：“川匪滋事，鹽井教士逃至維西廳屬茨姑（茨中）教堂。現飭麗江府知府李盛卿等率帶營兵，馳往保護。並電商四川督臣，嚴飭沿邊文武與該員等會籌妥辦，以靖邊隅。得知：仍著認真彈壓撫輯，會商錫良妥籌辦理”。 光緒皇帝得知此事後諭令：“將各教堂、教士人等切實保護，毋再疏虞”。 8月19日，“諭軍機大臣等：據電稱：‘巴匪滋事，煽動滇邊……昨據報官軍失利，李祖祜被賊隔絕，有逃出教民投報，教士余伯南被匪擒去，不知存亡；教士薄德元，英人傅禮士，均被戕害。現將護出教士彭茂德，派兵送至大理。’” 從這三段原文內容看，當時鹽井隸屬四川的巴安府，所謂“巴匪滋事”、“川匪滋事”指1905年巴塘、鹽井的反洋教運動；奏章主要稟報鹽井教堂教士蒲德元及其隨從在當地民眾的追殺下沿滇藏古道逃亡到“維西廳屬茨中教堂”的事實；麗江府知府李盛卿等率軍試圖迎接和保護蒲德元等及其教堂；光緒帝得知後深感不安，當即下旨，保護好巴塘、鹽井、茨中的教堂及教士；儘管麗江府知府李盛卿及其部下李祖祜為保護教堂和教士作了努力，但他們的努力似乎失敗，“教士余伯南，被匪擒去，不知存亡；教土蒲德元，英人傅禮士，均被戕害”，唯獨將教士彭茂德護送到大理。據阿色老人講，當年司鐸蒲耶在剛達寺僧人的追殺下逃離上鹽井，奔往今雲南德欽的茨中，當他們抵達離上鹽井約50公里的雲南德欽縣的巴美村時被當地的強盜殺死。那麼，教士蒲德元和英人傅禮士被殺的地點是否在巴美村，以及殺害他們的人是否為巴美一帶的強盜，這個問題有待於進一步探討。雲貴總督丁振鐸得知官兵受阻及教士被擒、被殺後，勃然大怒，決心撤消李盛卿的麗江府知府職務，但暫留軍營以功贖罪。10月12日，光緒皇帝下旨：“著即督飭各軍分別剿撫，嚴禁騷擾。” 1905年10月16日，丁振鐸奏道：“現派署提督張松林統兵剿辦。” 參照其他史書的記載，與鹽井天主教堂密切相關的這場反洋教運動直至1906年的5月才得以徹底平息。3、.駐川邊清廷官員漸漸得知巴安府下屬瀾江滄兩岸的鹽井地方盛產井鹽，便派人進行實地視察。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下鹽井設立鹽務局，徵收鹽稅，禁止私自運銷井鹽。此舉引起江西臘翁寺僧俗群眾的不滿，他們提出江西產鹽地家達村和達雪村歷來為噶廈政府的屬地，這裏的鹽稅一向由該寺替政府徵收，從而拒絕由巴安府的鹽井鹽務局徵收江西地方的鹽稅。清廷官員則認為，“查其地雖隔河，而實系巴塘地面”， 於是激化了雙方的矛盾，流血衝突一觸即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守卡勇丁拿獲私鹽一馱，連馬送局充公。二十二日夜勇丁李大安、楊得勝、王信魁、陳子高、冉洪勝守卡，蠻民偷運私鹽數馱經過，該勇等向阻，蠻民即抽刀砍傷李大安、楊得勝、王信魁，該勇等亦槍斃一蠻，臘翁寺喇嘛即藉口糾合逆眾，聲言劫鹽局，打教堂……教堂居民，惶恐特甚”。 隨之新軍後營管帶程鳳翔從巴塘等地調兵遣將，以兵丁250人同臘翁寺進行激戰。以新軍後營“兩哨駐紮河東，保護教堂”。 12月25日官兵分兩路，南北夾擊聳立於瀾滄江西岸的臘翁山山頂的臘翁寺，最後攻克該寺，打殺70余僧人。《鹽井縣誌》記：
城北三裏許鹽卡樓有法國教堂，在未設治以前，其教民藉勢淩人，百姓懷怨，尤為喇嘛蓋因佛教與天主教相反而無法制止。至光緒三十四年臘翁寺喇嘛作亂，揚言‘戰勝漢人，先誅教堂教民’，大懼，即求救漢官保護，時統領為赴淵，即令駐防軍隊保護並發告示曉諭百姓雲：‘無論漢番，有損壞者格殺毋論！’由此司鐸丁成莫竟將此文翻印，每教民贈送一張，佩帶於身，以為安慰。至宣統二年此告示懸挂教堂。懶兵打油詩：大道不同兩相殊，神仙一樣畫葫蘆，慢說慈航渡鷲岑，不為天主共桃符。
清兵攻克臘翁寺後，主謀德林、曲披克弄二名尚在懸賞緝拿。 得知“臘翁寺首逆德林逃至距鹽井西北之紮夷、左貢一帶，勾結藏番欲攻鹽井”。 程鳳翔率兵經碧土，窮追潛藏在紮夷冷諸寺的德林等，並攻克該寺，但最終是否活捉或殺死德林等，史書卻未記載。程鳳翔率兵返回鹽井駐紮。“嗣後達賴喇嘛在京呈控邊軍越界騷擾，妄殺無辜。” 皇帝“著四川將軍蘇魯岱查辦界址，以及起事等事”。 趙爾豐“致川督告程鳳翔並無殺害百姓之事”， 並命令鹽井縣知事會同巴安縣知事董濤查明川藏地界，以及邊軍到底是否越界騷擾。對上引關鍵性名詞及其他試作如下考釋：(1)清末民初時期，上鹽井對岸即瀾滄江西岸的家達、達雪等村似屬西藏噶廈政府轄區，平時由今曲孜卡鄉境內的臘翁寺替政府徵收彼等的鹽稅，為此，所謂“查其地雖隔河，而實系巴塘地面”的說法不符實情。(2)臘翁寺和剛達寺是鹽井地區的兩大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其中江西臘翁寺的教民幾乎都集中于家達、達雪、臘翁等村寨。剛達寺座落於上鹽井東面，相距七八公里的剛達村，天主教傳入上鹽井前，上下鹽井、覺隆村，以及今雲南德欽縣的白雍公、巴美、納古村等藏民都為它的教民。(3)《鹽井縣誌》所記的“鹽卡樓”亦即勞內所說的yerKaLo，藏語中至今仍稱為?纊?繲??繴?。清末民初漢籍中記述的“鹽卡隴教堂”或“鹽井卡隴教堂”正是指上鹽井的天主教教堂。(4)“紮夷”即今日左貢縣的紮玉鄉，位於左貢縣東南，鹽井西北，距鹽井約200多公里，是過去從鹽井，經察瓦龍、察隅，抵達印度的古商道。(5)平息臘翁寺的騷亂後，趙爾豐在建立鹽井鹽務局的基礎上，又設立了鹽井委員，廣泛徵收鹽井的鹽稅。4、民國元年（1912年）3月，在英帝國主義的唆使下，西藏地方政府驅趕前滿清官員及軍人。5月，波密等地的藏軍乘機進攻今嘉黎等地的川軍，進據察雅、芒康、鹽井等。6月14日，袁世凱電令四川都督尹昌衡、雲南都督蔡鍔率兵從川、滇兩路入藏平亂。26日，蔡鍔的入藏滇軍司令殷承王獻攻克鹽井。10月，滇軍按中央旨意將鹽井交付川軍。“川省委員張世傑仍回鹽井，暫攝縣事”。 不久，鹽井再次發生騷亂。蔡鍔和尹昌衡就這次騷亂相互責怪，向袁世凱告狀。如蔡鍔電告袁世凱：“川籍防兵郭繼中等為喇嘛主謀，燒毀江邊教民房屋，佔據教堂，及複圍巴塘各節，應由尹督切實查複。” 又說，“川軍肆行搶掠，致藏民陰結江卡番匪，又有張委通譯葉玉春及川軍撤差從弁郭繼中等為之倀，大肆搶掠，滇軍聞警馳救，而張委已逃，鹽井官民房燒掠一空，滇軍分三路進擊，蠻匪敗，擒斬多，並獲九子蠻槍多件，葉、郭及番眾竄入距（鹽）井八裏之法教堂，藉作護符”。 而尹昌衡則電告袁世凱：“據雲鹽井原有逆番二千餘，川邊防軍，僅有八十餘人，眾寡不敵，遂隨張委員世傑、楊哨官秀榮逃赴滇境。迨滇軍西征，殷司令承王獻即駐麗江，鄭標長開文，即駐阿墩子（德欽），抵鹽井者不過三隊，仍以川軍八十余人為前鋒。川軍抵鹽，逆番即退，並拿獲大喇嘛一名，器械無算，滇軍並未與戰。後逆番知我虛實，再來圍攻，川軍人八十餘人被圍於天主堂內，滇軍退守，距鹽井二站之某處，逆番大肆焚掠”。 目前我們難以分辨川軍與滇軍或蔡鍔與尹昌衡間的上述是非，但按民間傳稱，民國初年藏軍與當地剛達寺僧人圍攻上鹽井天主教教堂，燒毀教民房屋。這一傳說與上述引文有相吻合的一面。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認為，當時剛達寺僧人及其教民趁驅趕新軍和藏軍大舉進攻康區各地的時機，與駐紮於鹽井及芒康等地的藏軍聯合圍攻或佔據被清政府長期庇護的教堂，燒毀教民房屋，使教堂遭到一定的破壞，教民的生命財產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這是特殊歷史條件下所發生的不幸事件。5、本世紀40年代，上鹽井天主教與剛達寺間發生了最後一次衝突。由於天主教一再受到清廷及民國政府和當地駐軍的保護，天主教的努力及影響越來越大，原先屬於剛達寺的土地被教堂得寸進尺地侵吞，更多的信佛群眾皈依天主教，從而引起剛達寺及其信教徒的強烈不滿。時至本世紀40年代，當時任該教堂神父的杜仲賢被剛達寺武裝僧人強行驅逐出上鹽井教堂。據說，杜仲賢先赴南京求助卻未能成功，又返回鹽井欲想繼續傳教，但再次遭到剛達寺的驅趕。他及當地教民多爾斯等人試想經察瓦碧土、紮玉、左貢等向拉薩噶廈政府告狀，當他們抵達鹽井與察瓦碧土交界的察瓦堆拉（即松拉山）山口時被剛達寺派去的武裝僧人殺死，其遺體被天主教教民埋葬于上鹽井舊墓地。自那時候起，外國傳教士在鹽井的傳教歷史宣告結束。剛達寺則以其傳統的主宰者的姿態重新佔領一度被教堂佔用的土地，接管教堂。天主教教民成為其佃農，並被勒令改教換名。但事實上眾教民卻難以改變其內心的信仰，默默地虔信著天主教。1951年，天主教教民向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簡稱解委會）提出自己的要求，經由解委會主任邦達多吉等的調解，教堂再次成了天主教教民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從此兩教間的爭執或衝突不復存在。
自1865年天主教首次傳入鹽井至1950年鹽井解放為止，先後有畢天祥、丁成莫、呂伯恩、彭茂美、蒲德元、穆宗文、葉蔥郁、杜仲賢等17人任鹽井天主教教堂的神父或傳教士。其中大部分來自法國、德國和瑞士，也有的來自四川康定、巴塘，雲南維西、德欽等。有幾個傳教士死于鹽井，埋葬在上鹽井天主教教民的舊墓地，墓碑上刻有各自的姓名及簡歷，至今仍清晰可見。
四、從“文革”至今的鹽井天主教
筆者之一曾生活於教堂所在的上鹽井自然村，對鹽井天主教在“文革”以來的變化記憶猶新。教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鹽井民辦小學佔用，70年代是鹽井小學及中學的校址。教堂近6008平方米，牆體與當地民宅的厚牆結構相同，寬約1.5米，高有15米左右，頂部為拱型，教堂的正門頂部突出拱型，是典型的羅馬式建築，裏面是一幅幅聖母瑪麗亞、基督耶穌等聖靈的畫像。教堂與神父等居住的三層建築相連，面積約1000平方米，有22間小房，據說是傳教士和修女的住處以及衛生所和學校的場所。大約在1977年或1978年，為了學校擴建的需要，教堂的頂部被拆除，裏面的設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壞，但四面牆體仍然完好。從1986年開始，各級政府先後撥款95000元，教民自己集資7000元，在原有的牆基上重新修築了其建築結構與當地民居相同的平頂式藏房。由於受技術及資金等限制，今日的教堂遠不如原教堂那樣富麗莊嚴，更看不到原來的那種羅馬式的建築風格。從遠處看去，如不是教堂頂部豎有木制十字架的話，人們定會誤認是當地的一座大面積民宅。修復教堂後，雲南德欽茨中教堂的一位神父每年一次來上鹽井教堂，為教民釋解教義，主持較大規模的誦經及其他活動。平時由一位年及70餘歲的名叫阿尼的老修女主持誦經及宗教活動，她被任命為昌都地區政協委員，兼教堂民管會副主任。1992年，在鄉政府的嚴格把關和個人的多次申請的情況下，當時年及21歲的上鹽井村的魯仁弟讀完高中二年級後被送往北京中國天主教神學院學習，學制四年。1996年11月17日，他在西安天主教教堂晉升為神父後，回到上鹽井教堂，任該教堂的第一位藏族神父。1998年5月，他被推選為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芒康縣三級政協委員。另外，上鹽井村的名叫瑪麗亞和阿尼的兩位年輕教民目前正在四川西昌學習。現在鹽井教堂有一位神父、兩位老修女和兩位待學修女。當地信徒有70余戶，600餘人，外地有100餘人，合計有740多教民。教民都取天主教特色的名字，男性中多取保羅、保生、華生、榮生、榮旺、薩嘎仁、魯仁弟、阿色、魯嘎、白南弟、阿然、阿多、多爾斯、畢友等，女性中多取瑪麗亞、德仁、魯生、阿尼、斯麗亞、阿嘎達、德麗薩、榮旺娜、魯生亞等。但凡帶有上述姓名者並非都是信教徒，有的是因其出生不久由神父或由信奉天主教的父母為其取名而已，人們對上述名稱的內容或含義知之甚少。教民平時所朗誦的經文是50年前由當時康定教會翻譯並印刷成冊的藏文祈禱經，儘管多數教民目不識丁，但在平時誦經過程中可背出大段經文，領悟其中的內涵。
教堂內的正面牆上高高懸挂著“主”的巨像，顯得十分莊嚴醒目，其下有十字架及聖水、聖松以及點燃成對的蠟燭等供品，從其形式到內容類似于藏傳佛教的佛殿或經堂。聖所的天花板上繪畫著栩栩如生的信鴿，祭壇上陳列著兩個對應的信鴿及點燃的蠟燭。聖所兩邊立著耶穌及父子的泥塑像。堂內兩邊牆上都挂滿耶穌在人世受難的全部圖像，中間的幾根木柱上也挂滿聖母子及耶穌的畫像。在神父的主持下，教民們坐在長木椅上，翻開藏譯祈禱經，誦經的聲音類同于當地鍋莊舞的曲調，很有特色。每天做兩次彌撒，即早晚各一次。到了禮拜天，所有教民都集中在教堂，分早中晚做三次彌撒，每次大致需要一個小時。據說在40年代前，教堂嚴格按照天主教的教規舉行洗禮、聖餐、婚禮等一切活動，但現今則未恢復婚配禮等聖禮。
神父及修女平時除主持宗教活動、看管好建築物及教堂周圍的園林外，還以更多的時間及精力配合鄉政府學習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向教民宣傳遵紀守法、愛國愛民的道理，就如何使宗教適應社會主義社會方面做了經常性的工作。他（她）們經常深入民間，瞭解其教民及村裏佛教徒群眾的疾苦。教堂經常出資為天主教信徒死者舉行讓其家人滿意的葬禮，或捐助佛教徒死者的家庭。
如今上鹽井村裏多有一家人中或信天主或奉佛法的現象，在屋內的同一經堂中挂著毛主席、釋迦牟尼和耶穌基督的畫像，各自按自己的信仰進行祈禱，彼此從來沒有因信仰不一而發生爭執。也有人考慮到一家人生產、生活及參加宗教活動在時間上的統一性，全家人尊奉一教。此外，在像耶誕節這樣重大的節日裏（當地教徒仍像其他藏民一樣把藏曆新年視作新年的開始，但耶誕節仍是一大節日），既無聖誕樹，也無聖誕老人，但教堂邀請雲南茨中教堂的教友、剛達寺的寺主、鄉政府的領導，以及村裏的信佛群眾前來歡聚。先是由神父向其教民主持彌撒，講經佈道，總結一年的工作；其次為教民領受聖餐，所有教民和被邀請者都在教堂的大院子裏用餐；最後在鄉政府領導及教堂神父、修女的精心組織下，跳起典雅的鍋莊舞、豪放的弦子舞，人們在歡快的氣氛中通霄達旦地跳舞。而藏傳佛教剛達寺在每年的“跳神節”時，也邀請神父及其教民，來觀賞藏傳佛教的“跳神舞”。
注釋：
1、《西藏研究》（漢文版）1989年第3期，第64頁。
2、《西藏研究》（漢文版）1990年第2期，第100頁。
3、4、5、6〔清〕劉贊廷：《鹽井縣誌》，1962年4月民族文化宮圖書館複製，第37、40、39、1頁。
7、《西藏研究》（漢文版）1991年第1期，第87頁。
8、見注2，第94頁。
9、10、王明倫：《反洋教書文揭貼選》，齊魯書社1984年版，第286、288頁。
〔作者簡介〕保羅，現任職於西藏社會科學院；澤勇，女，西藏大學政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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