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

1．可敬的女士先生們，我十分高興，在這為紀念偉大的意大利傳教士、人文學家、科學家、傑出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到北京四百週年而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上，向你們講話。我特別向發起並籌備這次會議的宗座額我略大學校長及義中協會負責人致意。我竭誠歡迎出席會議的學者們，尤其是來自利瑪竇神父第二祖國、中國的學者們。
我知道，這次羅馬的會議，與最近在北京舉行的一項重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10月14－17日）有若干聯繫。那次會議的主題是「相遇和對話」，主要關於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同時注意到利瑪竇神父在中國的無與倫比的成就。

2． 今天的會晤，把我們的思想和心靈帶到北京，這個現代中國的偉大首都、利瑪竇時代的王朝京師。經過二十一年苦心孤詣鑽研中國語言、歷史、文化之後，利瑪竇神父于1601年1月24日進入這座皇帝所在的京城。他在此備受禮遇，知識份子、達官顯要和渴望向他學習他所擅長的科技新知的人都相繼拜訪他。這樣，他在北京度過他的餘年，1610年5月11日去世，享年五十七歲，其間在中國將近有二十八年。記得：當利瑪竇神父剛到北京時，曾向萬曆皇帝呈上奏章，說自己是出家修道的人，不求朝廷任何特殊待遇，只希望能以他的才能和在「泰西」故鄉所習得的知識為皇帝陛下效勞。皇帝的回應很積極，這對現代中國的天主教具有極大的意義與重要性。
四個世紀以來，中國極其尊敬「西泰子」利瑪竇先生，時至今日人們仍以此名尊稱利瑪竇神父。他是歷史與文化的先驅者，他把東方和西方、中華文化與文藝復興的西歐文化、悠久輝煌的中國文明與歐洲世界連接起來。
我曾在「紀念利瑪竇到中國四百週年(1582-1982)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指出，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裡降生 (參閱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vol V/3,1982,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

3．利瑪竇神父與偉大的中國及天主教結有深厚的感情，也一直受著這兩者的愛戴與尊重。在距他到北京四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不禁要問，他將給它們一些甚麼訊息呢？
利瑪竇神父在中國的作為至今依然新穎而具有現實意義，其原因之一是他從起初便對中國的全部歷史、文明和傳統培養出深厚的情感。一五九五年在南昌首次出版後立即博得普遍讚賞的『交友論』，以及在中國二十八年生涯中所締結的?廣而深厚的友誼，見證了他對那歡迎他的中國人民的忠實、誠懇及友愛。這樣崇高的心情和態度來自他對中國文化的珍視。致使他去研究、詮釋、說明古代的儒家傳統思想，對中國經典提供一番新的評估。
此外，自利瑪竇神父初次與中國人接觸起，便將其傳授科學與傳揚福音的方法建立在兩根支柱上，雖然後來歷經種種內外的阻擾與誤解，至死持受不渝。這兩根支柱便是：第一，新加入天主教的中國基督徒，絕無必要減輕其對祖國的忠誠；第二，接受天主教有關天主奧蹟的啟示，非但不排斥中國古代傳統中所產生並傳授的真、善、美、聖，反而將它們提高到更為豐富和完美的境界。正如同幾世紀前教父們在基督福音與希臘羅馬文化相遇時所作的，利瑪竇神父也以這種洞識為基礎，在不斷地尋求與這片大地廣土上的知識分子彼此了解的共同立埸上，有耐心地、有遠見地進行信仰在中國文化融入的工作。

4．特別在最近幾年來，中國人民以邁向社會進步作為他們的目標。天主教會關注並尊重這感人的衝勁和極有遠見的計畫，希望在促進和維護人權、人的價值、精神的及超驗的使命上，謹慎地提供貢獻。教會最關心的首要價值與目標，為現代中國亦然，那就是：團結互助，和平，社會正義，對全球化現象的明智處理，以及所有民族的文明進步。
正如利瑪竇神父，在北京，在生命的最後兩年，編寫『中國札記』，這部為外國人認識中國的先鋒和基本著作時所寫的，今日天主教也不要求中國及其領導者給予她任何特殊的待遇，她的唯一願望是恢復對話，以建立以互相尊重及彼此深入認識為基礎的關係。

5． 以這位天主教會卓越的子女為榜樣，我願意重申聖座對中國人民深摯的感情和熱切的關懷。聖座知悉，中國人民近來在社會、經濟和教育領域上有長足的進步，但也有一些困難存在。願中國人也知道，天主教切願再次為中國天主教徒和全體中國人民的福祉，提供謙虛而無私的服務。關於這一點，我不能不提起，幾個世紀來，許多慷慨的男女傳教士在傳播福音與促進人性發展上的傑出貢獻與成果：他們領先創立許多重要的社會福利機構，特別是廣受中國民眾歡迎的醫院和學校。
可惜，歷史告訴我們，教會成員在中國的行為並非一無過失，這是他們的人性及其行為有限度的自然苦果，此外，他們的行動也常受到艱困時局的影響，其間交織著複雜的歷史事件，及相互衝突的政治利益。還有神學上的紛爭，激起反感，嚴重阻礙福音的宣講。在近代歷史的某些階段，曾有過依恃歐洲政治勢力的「保教權」，其結果常是限制了教會的行動自由，為在中國的教會帶來了長期負面的影響。因此，各種時局與事件的交?糾結，阻礙了教會的前路，使她無法完全實現救主耶穌基督賦予她的使命，以謀求中國人民的福祉。
因這些過去的錯誤和缺失，我深感婉惜。我很遺憾，這些缺失在有些人心中造成了天主教對中國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視的印象，認為天主教對中國懷有敵意。為了這一切，我向那些多少感覺到被天主教徒的這類行為所傷害的人們，請求寬恕和原諒。
教會不應該怕懼歷史的真理，她在深深的痛苦中，準備承擔起她子女們過失的責任。這包括她與中國人民過去和現今的關係在內。必須從容、公正、徹底地去尋求歷史的真理。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應該由學者們去進行；你們諸位精通中國的真實情況，在這方面也能夠有所貢獻。我向各位保證，聖座常準備好在這項研究工作上與大家合作。

6．利瑪竇神父寫在他的《交友論》一書開端的那幾句話，為今天，有新的適切性與重要性。他將希臘羅馬的經典祖產及天主教信仰對友誼的省思移植到第十六世紀末葉的中國文化與文明當中，他把友誼定義為「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此「相須相佑，為結友之由。」
懷著對全體中國人民這種新而深刻的友誼，我期待及早建立起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交流與合作的具體途徑。友誼藉著接觸、在喜樂和痛苦中同甘同苦、團結一致及互相援助而獲得滋養。宗座誠願做所有民族的朋友，與全世界每一位善心人士合作。
就歷史而言，中國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確不同，但絕非彼此對立。它們是今日世界上存在及運作最悠久的兩個「機構」；性質雖有差異 ── 一個是政治的、現實社會的；另一個是宗教的、精神的 ── 兩者卻都擁有十億的子女。毋庸諱言，聖座以普世天主教會的名義 ── 我相信──也為了全人類大家庭的好處，祝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當權者有某種形式的對話，一旦克服過去的誤解，這樣的對話能使我們為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攜手合作。今日國際團體極其不安的時刻，要求所有的人都共同努力，一起建立並發展民族之間同情、友好及團結的關係。在這樣的情勢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之間關係的正常化無疑地會對人類的前途帶來積極的影響。

7．對這一深具意義的歷史事件所舉行的恰當其時的慶祝，我再次表達我的喜樂；我期望並祈求天主，願利瑪竇神父在東方與西方、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之間所開闢的道路，能引發相互對話的新機，使彼此在人性上、精神上增益。以這些美好的願望，我喜樂地給予你們各位我的宗座祝福：願天主恩賜你們健康與幸福。

梵蒂岡，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若望保祿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