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外長:台梵關係有必要擇機研討

中國時報 政治新聞 1999.06.03

 【本報駐歐特派記者江靜玲梵蒂岡專訪】教廷外長陶然總主教五月三十一日 接受本報專訪時,以書面表示,衡諸中國的現實狀況,未來,在適當時機研討 教廷現存與台北的關係,將有其必需性。但教廷只有在對中國大陸的教會有益 處的「唯一」情況下,才會做出最終的改變。

 陶然外長強調,教廷與台灣的關係,是一種相互尊重的互動,教宗也充分了 解並留意到台灣天主教團體的忠貞與貢獻。然而,教廷因具特別的宗教背景與 本質,教廷希望與中國大陸建立全面性的溝通關係,是基於屬靈的關切,而非 政治理由。陶然表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深切盼望他所摯愛的台灣天主教徒, 能夠充分明白梵蒂岡的立場。

 以下是訪問紀要:

 問:閣下是否可向我們的讀者解釋梵蒂岡對中國和對台灣的外交政策?

 答:中華民國和教廷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六日才開啟全面且穩定的外交關係 。但早在一九二二年時,羅馬教宗的代表團(當時是一個非外交性的代表團) ,已經在北京運作,後來該代表團成為教宗的代理使節,而中國駐教廷公使館 也於一九四三年在羅馬開館。

 安東尼•羅巴利蒙席是教宗駐中國的首任代理使節,他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向中華民國總統呈遞到任國書。此後,羅巴利蒙席一直留在其職務上 ,甚至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解放軍進駐後,他依然堅守崗位。直到一九五 一年九月五日,羅巴利蒙席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官方勢力的驅逐令下,被迫 離開中國。他搭乘火車一路由上海到廣東,然後轉往香港。在香港停留一年後 ,羅巴利蒙席才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轉駐台北。

 問:教廷是在什麼理由下將外交團轉到台灣呢?

 答:教廷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種與梵蒂岡本質相異、全然陌生的政治問題。 當時,面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激烈紛爭,教廷根本乏力可陳。而教 宗的特使更必須在違反其個人意願的情況下,被迫離開中國大陸的土地。

 然而,教廷首要且不變的前提,就是無論如何都必須維護海峽兩岸天主教徒 的利益與命運。為了證明教廷對此前提的決心,事實上,教廷在台灣的教宗代 表,只有在一九六六年時提升到大使館階級(Nunciature),否則,一直都是 公使館階層(Apostolic Internunciature)。

 問:那麼,教廷對和中國發展外交關係的目標或宗旨又是什麼呢?

 答:對於教廷而言,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首要目標,和教廷跟其他國家發 展關係,宗旨是一樣的,就是必須培養教會生活,同時透過對話的管道在國際 間推動和平。

 至於台灣,教廷和台灣的關係展現了相互尊重的態度。我們十分感謝台灣保 證宗教自由的原則,天主教團體在台灣的運作也從未遭遇困難,而台灣的天主 教團體更為國家的物質與心靈提供了正面的貢獻。

 問:教宗如何看待台灣的天主教團體呢?

 答:教宗充分留意到台灣天主教徒的忠貞,因為這個理由,教宗要求台灣的 天主教徒做為他們在中國大陸弟兄們的「橋樑」。中國大陸天主教徒基於兩個 理由是台灣教徒的弟兄。第一,彼此都是中國人;第二,是緣於在基督內的共 同信仰。

 教宗知道,在台灣的天主教徒愛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弟兄。同樣的,台灣的教 友們也明白教宗愛中國大陸教友的心情,並感受到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的責任。 教宗好比兩岸中國天主教徒的大家長,一如每個家庭般,做父親的總是享受與 子女親近的喜悅,但父親總不免較關切離家的孩子,或那個無法分享完全溝通 成果的孩子。這種態度,正是教宗對海峽兩岸中國天主教的描述。

 問:針對中國大陸天主教,教廷的方案是什麼?

 答:教宗已經很清楚地表達,梵蒂岡期望竭盡所能重新和中國大陸天主教教 會建立全面性的溝通關係,但這是基於屬靈牧養,而非政治因素。

 未來,衡諸中國現實形勢,在適當時機下,針對教廷現存於台北的情況,做 出一項新研討(a new study),將是必要的。教宗期盼台灣的天主教團體可以 了解,教廷的界線是只有在對中國教會有益的情況下,才會接受(新的研討) 。

 問:這種情況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答:我相信,在目前,沒有人可以訂定確切的日期。可是這也非常容易了解 ,教廷在不同的場合中曾再三表示,由於教廷特殊的宗教本質,最終的改變, 只有在對中國天主教團體的某些特別宗教問題上取得協議後,才會發生。

 


 

 

台梵關係 我恐僅能盡人事

 

中國時報 政治新聞 1999.06.03

【本報駐歐特派記者江靜玲新聞分析】關於中華民國和梵蒂岡的關係,我國前 駐教廷大使吳祖禹的描述,最為傳神。他形容兩邊的關係猶如風中的蜘蛛網, 隨時都有遭吹斷的可能。

 然而,在這種氣若游絲的情境下,我國和教廷的邦交依舊延續。其中最主要 的因素,在於台灣與教廷共同分享宗教自由,以及人類和平的觀念與行動,中 國大陸則尚有絆繫存在。

 不過,有關我國和教廷外交生變的傳聞,幾乎每年都要拉一、兩次警報。風 吹草動二十餘年,國人也似乎才開始逐漸明白,在台、梵關係上,我們只能盡 力而為,最終的變化,恐怕不是我們所能掌控的。

 在我國所有邦交國關係中,教廷是最特殊的。教廷雖有國家之名,但教廷的 存在乃建立於全世界教友的信仰基礎上,不但其政治制度不同於一般國家,教 廷所關切的,也以宗教事務為優先考量。

 教廷對外的基本政策,是宗教的、人道的,而非政治的,也無關經貿、軍事 。教廷主張與世界各國廣建邦交,藉以提高本身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以達到 保障各國境內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權。這與我國政府和民間素來對外交是政治 的、經貿的、務實的,是為求生存的認知,有一段不小的差異。

 正因為對「外交」的定義差異如此,教廷和台灣之間,在中國問題上每起波 瀾的關鍵,均在於教廷以「宗教」的態度為出發點,台灣則以「政治」的立場 分析,最終反而引發了彼此的不愉快。

 其實,台灣何妨以避開情緒化的態度觀察教廷的政策,以及中、梵、台三者 間的關係。

 由教廷近年大力推行的「東進政策」,趁東歐和前蘇聯瓦解,共產主義式微 之際,全力改善和東歐國家的關係,可以得知,教廷在宣教的立場上,不但不 會放棄任何時機,而且有一定的策略。

 在「東進政策」下,教廷自一九八九年來,先後與波蘭、匈牙利復交,並在 俄國和巴勒斯坦設置代表團。一九九七年教廷和利比亞建交,則是另外一項突 破。此外,教宗如願前往古巴訪問,以及這個月赴東正教國家羅馬尼亞,均顯 示教廷對涉外事務之積極。

 亞洲方面,北韓、越南和中國大陸三個沒有完全宗教自由的國家,則是教廷 希望突破的目標。

 教宗不諱言,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前往中國大陸牧靈。教廷人士在面對中 國大陸時,也常說,「中國大陸一千多萬的天主教徒,是教廷的人質」。梵蒂 岡對與中國大陸重建關係,近年來因為早年教廷任命主教的老成凋謝、後繼無 人,顯得更加迫切。

 但是,亞洲地區的主客觀情勢和歷史背景,與天主教立國的歐洲畢竟很不相 同。教廷在亞洲的拓展,並不順利。北韓一直對外採取閉關政策,教廷對北韓 內部情勢,連了解都有限。

 越南與教廷關係的推進,是比較順暢的,雙方建有正式官方溝通管道,每年 可就建交相關事宜直接商議。今年三月中旬,梵蒂岡外交部次長赴越南訪問返 回羅馬,外界有關教廷與越南將在今年四月建交的傳聞,甚囂塵上,但迄今未 有進展,原訂四月訪問教廷的越南外交部副部長也未如期到訪。一般認為,越 南仍在仔細計量與教廷建交的利弊。

 根據越南和教廷的模式,主教權的任命仍在教宗,但教廷任命的名單須經過 越南認可,天主教徒和神職人員可以在越南舉行宗教彌撒,但必須遵守當地法 律。教廷也將在雙方建交後,給予越南必要援助,如經濟救助與國際社會對話 。

 如果越南模式在亞洲奠定,對教廷而言,至少開了一扇新窗口。未來,在中 國問題上,有前例可循。不過,教廷現在對中國連一個正式溝通的管道都無法 建立。中共對教廷亟欲與其重建關係,從來不說「不要」,只有附帶條件,包 括與台灣斷交。因為台海情勢,教廷在與中國發展關係上,要比越南複雜些。

 此外,教廷派遣宣教士進入中國大陸,教廷的間接外交制度,透過地方教會 貫徹梵蒂岡命令的種種運作方式,該如何與提倡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契合,也都 是必須解決的歧見。

 基本上,在宗教問題上,中國大陸和教廷發展關係的阻礙,在於中共社會欠 缺足夠的民主與自由,對基本人權和宗教尊重度不足。誠如我國現駐教廷大使 戴瑞明所言:「中共和教廷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在中共本身。」

 政治問題,是中、梵、台三邊關係中較困難的部分。教廷國務卿今年二月的 「遷館論」,是否可以解決並滿足中共要求梵蒂岡與台灣斷交的要求,迄今為 止,好像也只是教廷的「一廂情願」而已。

 無論未來如何發展,台灣在中、梵、台三邊關係中,都應做好自處的準備。 這樣的預備,不代表最壞的打算,而是在最大的利益與尊嚴下,面臨新關係的 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