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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罪人──教宗的故事
(Saints and Sinners -- A History of the Popes) |
| 第六章 上帝的諭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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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震驚的樞機們再一次聚會。他們已經選出一個單純的好人以作為牧靈的教宗，但上帝卻很快把他帶走。這其中是否有任何的含意？輿論呼籲要選出另一位牧靈的教宗，但會是誰呢？樞機的選擇是以一○九票當中，一○三票的絕對多數贊成，但讓所有的評論家大感驚訝，因為這是自從一五二二年以來，第一次選出一位非義大利人的教宗。 克拉寇總主教卡若•渥耶提拉是一位波蘭人，當年五十八歲，是自庇護九世以來最年輕的教宗。他取名為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雖然他在一般大眾之間並不負盛名，然而他在梵諦岡大公會議期間已經讓人覺得他是未來的教宗，他在選舉若望保祿一世的時候就已經吸引了一些選票了。 他曾經是大學的神學教授，曾經出版詩集與劇作，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登山者與滑雪健將，一位語言學家，精通法文、德文、英文、義大利文與俄文。渥耶提拉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一位明星，也有很成功的神職生涯。他的父親是一位退休的陸軍軍官，在卡若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去世；納粹剛佔領波蘭的時候，他還是一名學生，被迫在礦場與化學工廠裡當工人。他是兩個世紀以來第一位在普通教養（如果這樣的教養可以稱作普通的話）成長的教宗，他甚至曾經有一個女朋友。 當他決定要成為一名司鐸的時候，他必須要秘密進行研讀。他的司鐸與主教生涯曾經在共產黨統治之下進行。他瞭解共產主義的系統，也有能力去面對它。他的哲學興趣是在倫理學以及人類責任的領域，而他也仔細研讀存在主義思想家的作品，例如猶太哲學家與神學家馬丁•巴伯（Martin Buber）。保羅六世非常欣賞他，曾經在草擬〈人類的生命〉的時候，引用他的書《愛與責任》（Love and Responsibility）的內容。 若望保祿關注的事務非常獨特 若望保祿二世任期開始的時候，他就誓言承續大公會議與前任教宗的工作。但是從一開始他所關注的事務就非常獨特，這一點可以從他對哲學問題的關切、以及斯拉夫人身分這兩點上，明確分辨出來。他特別注重所謂「沈默的教會」在共產主義壓迫下受難的問題，他著手支持並強化這些教會與唯物主義的政府鬥爭。他在一九七九年六月訪問波蘭，總共有三分之一著迷的波蘭人民參加了波蘭各地的聚會聽他演講。這次的訪問有助於人民在面對崩潰中的共產政權時，凝聚民族自信。這也是後來獨立工會團結工聯在次年出現的一個因素。教宗的支持，包括精神上以及（有人宣稱）財務上的支持，在團結工聯運動的成功過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使得波蘭終於轉變成獨立自治的國家，結束了共產主義統治。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Lech
Walesa）後來特別用教宗在一九七九年訪問波蘭時所贈送的筆，與政府簽訂合法化團結工聯的協議，身上還配戴了渥耶提拉的畫像。 渥耶提拉對正統教義的關注特別顯示在性道德觀上。從他一開始擔任教宗，渥耶提拉就毫不懈怠的推動反生育控制與墮胎的運動，他總是與這個運動有所關連，而且一再有謠言說他會發布一項正式的聲明，為〈人類的生命〉的教誨背書。事實上沒有這樣的聲明出現，而是他那份強悍的通諭〈真理的光輝〉（Veritatis Splendor），公布於一九九三年十月。這份通諭堅持基礎道德價值的客觀存在，並斷言「本質上的罪惡」行為的存在，即使是清白貞潔的目的也不能使這些行為被視為正當；避孕就是這樣的行為。一如〈人類〉通諭，這份通諭的目的是要拒斥當時一些討論道德的神學觀點。他對墮胎罪惡的關注，表現在一九九五年的通諭〈生命的福音〉（Evangelium Vitae）中，他倡導一種強調愛情與敬重的生活「新文化」，攻擊「死亡的文化」，他認為那是物質主義社會的特質，而這種文化的表徵就是墮胎與安樂死。 若望保祿對解放神學的態度，後來成為他的神學立場中最受爭議的一部分。一九六○與七○年代，歐洲與美洲的神學家逐漸傾向接受一種基督救贖學說，這個學說強調救贖不祇是在人死後，而是任何人類受到經濟、社會或政治壓迫奴役的的時候。這樣他們能夠同時引用〈喜樂與希望〉以及保羅六世的〈人民的進步〉為自己辯護。舊約聖經出埃及記所記述以色列人從奴役中被解救出來，以及聖經經文所頌揚的故事，例如聖母讚主（Magnificat）中描述上帝「將有勢力的人從他們的寶座上貶落」並「扶起卑微與溫順的人」；這些思想發展成為對政治與經濟秩序的批判，尤其是直接引用來批判像是拉丁美洲這樣的貧富差距極大、且政治專制的社會。 一九八八年，他公布通諭〈教會關心的社會事務〉（Sollicitudo Rei Socialis）以紀念保羅六世的〈人民的進步〉，在這份通諭中，他更加強烈的同時痛責「自由資本主義」與「馬克斯集體主義」，是具體化個人與社會發展的有缺陷觀念，兩者都使得南北與貧富差距加大，兩者都需要根本的改正。他認為天主教的社會教誨完全不同於這兩種思想體系，它提供了批判兩者的基礎，他甚至還稱讚拉丁美洲神學家把解放的觀念運用在神學中。這份通諭呼應許多人所呼籲的「對窮人優惠的愛心」，造成保守的美國神學家與社會理論家的驚愕，他們已經習慣於教宗的言論是支持西方經濟與社會理論的有價值力量。 由於有這些自我矛盾的跡象，教會在他的領導下讓保守神學勢力重新獲得一席之地，並在神學家與教會當局之間產生了連續不斷的衝突。拉辛格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學院神學家，在他早期的生涯中曾經是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的神學改革建築師之一。但是他在一九六○年代因為德國學生的激進主義與性革命而大感震驚，他也認為原本的教會改革思想已經被反宗教的啟蒙時代價值觀所劫持了。他早期著作中的開放性與靈活性，後來變成嚴重的悲觀呼籲「復原」，並對大公會議的改革成就抱持強烈的保留態度。 前進的改革者變成了極端的保守者。一九七九年，他開始主持壓制許多神學家的工作，就從神學家漢斯•孔恩（Hans Kung）的頭上開始。他也重建一個嚴密且愈來愈獨斷的正統學說，這個學說已經成為這個教宗任期的特徵。而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廷與保羅六世的任期有強烈的對比；即使在〈人類的生命〉產生的創傷之後，保羅六世並沒有譴責或開除任何一位神學家的教籍。 具有魅力的教宗至上論者 若望保祿在這個過程中主動提供協助，以他在一九九五年所發布的使徒書信〈司鐸之任命〉（Ordinatio Sacerdotalis）最為引人注目，這份文件宣布，有關女性是否能擔任神職的辯論就此結束（在北美洲以外的天主教教會幾乎都還沒開始這項辯論；在大部分的第三世界，這項議題幾乎不存在，而第三世界是大多數天主教徒居住的地方）。基督祇選擇男性作為使徒，所以祇有男性可以擔任司鐸。因此，為了要使「所有的疑問得以解除，而且我的職務是堅定教友的信仰」，他宣布，「教會無論如何沒有權威授予司鐸的職務給女性，而這個判斷是所有的教會信徒所絕對支持的」。這個聲明的形式──「使徒書信」，在教宗正式對外發表談話的形式中，位階是相當低的，例如它就低於通諭的位階。但是它的措辭暗指一些更有份量的概念──例如「絕對支持」可能是什麼意思呢？在後續的闡釋中，拉辛格樞機事實上試圖要宣布教宗宣示的無謬誤性，並利用它公然企圖扼殺對議題的討論，但許多人認為這項議題的討論尚未成熟到足以形成結論的地步，於是引起軒然大波的抗議風潮。 教宗若望保祿強烈的意識到自己的斯拉夫血統，從他教宗任期的開始就一直持續的對東歐投以關注，超過任何一位現代教宗。由於他對自己斯拉夫民族身分的強烈認同感，他確信東方與西方在宗教上的分裂，使得教會「祇能用一邊的肺葉」呼吸，因而極度需要歷經苦難之下所產生的精神深度與智慧，而這是東方的教會可以提供的。 一九九五年，他在討論基督教統一的通諭〈願他們能合而為一〉（Ut Unum Sint）中，滿懷希望的廣泛討論東西方「姊妹教會」之間根本的統一（不像保羅六世，若望保祿很小心的不要把這個句子用在任何新教教會上）。這份通諭毫無疑問顯露出教宗熱切獻身於教會與東正教教會的和解。但矛盾的是，他自己對教宗權威的瞭解，再加上他把天主教神職體系再度實施或強化在前蘇聯的拉丁與拜占廷儀式教會，使得天主教與東正教世界的關係造成很大的傷害。〈願他們能合而為一〉認知到教廷所呈現的障礙，但是堅持它的永恆性與上帝賦予它作為一個特別「為教會統一服務」的角色。教宗用一種相當不尋常的姿態，邀請其他教會的領袖與神學家來與他進行「有耐心且友愛的對話」，希望能發現教廷如何能夠以一種方式運作，這種方式「也許能夠成就一種所有關心的人所認知的慈愛服務。」可憐的天主教神職體系與神學家猜想，是否他願意與他們進行同樣的對話。 從一開始就很明顯，渥耶提拉狂熱的相信自己必須要事必躬親。他當選之後，很快的阻止司鐸川流不息的離開神職身分、結婚。司鐸也許能離開神職身分，但是非常困難，而教宗不會放手讓他們放棄獨身誓言。在這樣的政策改變中，毫無疑問，渥耶提拉本身嚴峻的信念影響非常大。更廣義的來說，教宗與他手下教宗大使的角色，再一次成為絕對的天主教思想、以及地方教會運作與神職人員任命的中心。若望保祿認為他自己是普世教會的主教，而在他擔任教宗短短幾個月之內，他就開始到世界的每個角落進行一系列的牧靈訪問，把他舊有傳統式的道德價值觀與對信仰的忠誠，帶到教會的教誨權威裡。而且由於個人的活力與魅力，他能夠在一次遊行中將上百萬的信徒像足球迷或是影迷一樣聚集在一起。有一位記者問他為何要在一九八二年訪問英國，他解釋說：「我﹃必須﹄要去，因為那是我的教會。」批評人士強烈抨擊這種父權式的探訪，傷害了地方教會，也是專制主義。但教宗把這些當作是現代教廷特殊且必要的特徵。 他介入教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而不僅止於宗教秩序的層面而已。若望保祿二世在最近幾年，有時似乎更像是庇護九世、庇護十世、或庇護十二世的繼承者，而非約翰二十三世或保羅六世的傳承者。作為一位教宗至上論者，他也強烈認為他的職權在上帝意旨中具有中心地位。一九八一年，瘋狂的土耳其共產主義者莫梅特•阿里•阿加（Mehmet Ali Agca）在聖彼得廣場上向他開了一槍，這一槍幾乎殺了他；教宗相信，這是因為法蒂瑪的瑪利亞（Our Lady of Fatima）神奇的把子彈轉向。 這樣的信念激起的共鳴超過了宗教上的虔誠。法蒂瑪是土耳其的一個聖地，傳說中聖母瑪利亞曾在一九一七年在這裡顯靈。在冷戰時期，法蒂瑪成為反共產主義意識在宗教崇拜上的焦點。傳說，年老的庇護十二世還曾接見到法蒂瑪聖母瑪利亞的異象。阿加用來暗殺教宗的子彈，後來呈獻給法蒂瑪的聖地並鑲在聖母瑪利亞充滿珠飾的皇冠上。若望保祿把許多事件詮釋成是自己神秘天職的明證，暗殺事件是其中之一。一九九四年他在淋浴時跌倒，跌斷了大腿骨，他認為那是他更進一步進入了先知的天職，他宣示道：教宗必須要遭受苦難。 人們也許覺得受苦正是瞭解他性格特質的關鍵。他的母親和最親愛的哥哥分別於他九歲和十三歲時死亡，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在礦場和化學工廠做工的辛苦經歷，還有他在當神校學生、司鐸和主教時，躲藏、反抗、對抗納粹與共產黨的統治。這些事情形成一種整體形象，受到西方放縱文化用半心疼半藐視的心態看著這個形象。這種崇尚放縱的文化，源自於啟蒙時期對道德與社會價值的輕視，而他認為這種文化已經將人性帶進心靈的死胡同，也正在使誘使教會墮落。 他是一個很難衡量的人。他是一位堅決的獨裁主義者，在教宗的通諭或訓示中，他是第一個不寫「我們」，而用他個人名字──卡若•渥耶提拉──的教宗。他也熱烈支持宗教自由，曾在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推動天主教教誨中關於這個部分的改革。雖然常被認為他輕視其他的宗教，他卻對猶太教有熱切的興趣，並與一個來自克拉寇的猶太男孩建立了一生的友誼。他是第一位拜訪羅馬猶太會堂的教宗，並於一九九三年與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他對其他宗教開放的態度也擴展到非亞伯拉罕傳統的宗教。一九八六年十月，他在亞西西發起了一系列的禮拜，參加的人不僅包括回教徒，還有印度教徒、達賴喇嘛以及各式各樣的宗教教徒。當他在恆河畔甘地火化的地方祈禱時，因為他太過入神，使得他的隨行人員失去耐性而把他從沈思中搖醒，以便繼續進行他們的行程。儘管他在某些極度不受歡迎的教義（例如節育）上顯得完全沒有妥協的餘地，他仍然是歷史上最受歡迎的教宗，旅行全世界超過八十趟，不斷在各地親吻柏油路、與人握手、為老太太祝禱以及擁抱嬰兒。 由於他堅信自己擁有帶領全世界每一位天主教徒的權威與責任，他走入人群，讓人們看見他、確立他的職威，勸誘、嘮叨、開玩笑、流淚，讓那些跟隨他身後的地方神職人員感到精疲力竭。姑且不論（或者應該說因為）他對於道德教誨毫不妥協的個性，他的通諭〈真理的光輝〉普及的程度遠超過天主教徒，其中關於道德義務的本質以及社會適當秩序的部分，吸引許多非基督宗教信徒的注意以及讚美。 聖彼得的第二百六十一位繼承人 他所領導的教廷所散發出無止境的能量，已經對教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些影響不盡然都是正面的。那些為了加強教會團結所設計的無休止旅程，有時似乎反而是凸顯了教會內部的分裂。那些與其他主教們一同分擔責任之類的辭令，常常因為梵諦岡對地方教會日漸增加的干預而落空，這種情形尤其在他干預主教任命的問題上非常明顯，而且這種干預又糟糕又非常不受歡迎。 在若望保祿的領導下，他有系統的削弱地方教會的權力。梵諦岡的神學家們挑戰根據神學和教會法所設立的全國主教會議的地位，並主張主教「集體領導」（collegiality）的觀念應僅於主教們集合在教宗身邊時才可以執行，而非主教們各自獨立的行動。那些在主教會議中做成的聯合決議││例如拉丁美洲或北美主教所召開的會議，祇是代表一些集體的決定，把不適當的民主制度引進到地方教會體制中，完全沒有神學上的支持基礎。從以上這所有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幾位前任教宗所開啟的教會權力下放趨勢正在逆轉，而權力下放正是保羅六世的教廷最顯著的特色。 儘管若望保祿二世對於履行第二次梵諦岡會議的承諾已成為他的註冊商標，但他也用影響力促成一些在別人眼裡看來與大公會議的精神似乎很難相符的活動。他個人曾經支持一些普通教徒運動，例如共融與解放，這是復興之後的天主教行動，並以庇護十一世的風格進行活動。特別的是，他曾經保護荷塞馬里亞•艾斯克里瓦（Josemaria Escriva）在前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所成立的秘密組織「上帝之作為」（Opus Dei），給予教會法上特殊的「私人教士長」（personal prelature）的地位，因此他們得以豁免地方主教管轄的權力。渥耶提拉在一九七八年教宗選舉秘密會議──也就是他被選為教宗那次會議──之前不久，還曾去艾斯克里瓦位在羅馬的墓地禱告。一九九二年，艾斯克里瓦的宣福禮在強烈的反對聲浪中非常快速的結束了。但這正是一個政治性的動作，以表達教宗支持「上帝之作為」的精神與目的；然而「上帝之作為」保守的教牧影響力、以及他們對許多教會事務與組織││甚至包括主教會議和宗教會議的秘密控制力日趨壯大，都造成一些地方教會相當大的不安。 若望保祿二世正是一種崇高的、特別的教宗圖象的化身，也因此他同時成為衝突和統一的象徵。有些人讚頌他是上帝對於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的回應，另一些人卻譴責他是女性的壓迫者。由於在事件當中，他總是站在主角的位置，不受歡迎的政策帶給他不少的麻煩。曾經在波蘭一次神聖而寂靜的任命主教的場合，一位他過去在化學工廠的同事大喊教宗的小名，並叫道：「洛勒（Lolek），別讓任何人擊倒你。」不論好壞，他從來沒有被擊倒過。 在下一個千禧年的前夕，他相信自己具有上帝賦予他的任務，帶領教會走向二十一世紀，而作為聖彼得的第二百六十一位繼承人，由於他所領導的天主教會對現代的理念和道德觀不斷的採取敵視的態度，他的信譽已經在許多方面遭到破壞。然而，教會在宗教上的地位和威望卻達到中世紀以來最高點，這全賴於最近幾任教宗的個人品格和他們所表現的基督徒美德。史達林曾輕蔑地問到：「教宗有多少軍隊？」然而，即便教廷沒有世俗的權力，它的聲望卻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與日俱增。它在國際政治中扮演主動的角色，梵諦岡的代表每年參加將近三百個正式會議，相關的議題從國際援助、第三世界貸款到環境控制和人權問題等等。一百六十個國家在梵諦岡有駐大使。 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似乎把教會指向一個更多元化的文化與神學、更廣泛的教徒參與、較少科層化、與更多相互對話的方向。二十世紀最後一任教宗的能力和愛好似乎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是一個更崇高的、孤獨的、且神職階級統治的教廷與它所服務──或統治的教會。由於教廷強調服從與遵循教宗教誨權的重要性──目前羅馬教會對這個觀念的解釋似乎就是一切遵從教宗所說的話，這樣的觀念卻與在現代主義危機後教廷所推行的觀念，有著令人不悅的相似性。 在後大公會議的時代，拉丁教會儀式和思想模式所具有的文化優勢已經徹底的破碎了，教會是否還能掌握信徒的忠誠，仍有待觀察。對許多人而言，若望保祿二世似乎是一個總是往回頭看的人，一個企圖要將香檳酒的軟木塞蓋推回酒瓶內的人。但對其他人而言，他指出了一條通往恢復平衡的道路，在時間的洪流中恢復秩序以及真實的信仰。祇有時間，以及下一個教宗選舉秘密會議，才會揭示出聖彼得的繼承人在走過歷史漫長的旅途時，將會選擇哪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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