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與罪人──教宗的故事 (Saints and Sinners -- A History of the Popes)

第一章　在磐石之上　AD 33 ─ 461

Ｉ 從耶路撒冷到羅馬 在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圓頂內圍，有一行距離地面六英尺高的文字，這段文字引自馬太福音第六章，基督對使徒彼得所說的話：「你是彼得，在這磐石之上，我將建立我的教會，我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 這段文字冠在使徒之墓上，遠遠地隱藏在崇高的祭壇之後，同時也宣示使徒彼得這位繼承者所擁有的權威，而為億萬基督徒所瞻仰。依據這段文字，一般相信，基督賦予彼得使徒之長、以及塵世教會之首的地位，這個地位則是一代又一代的傳承給彼得的繼承者──歷代教宗。當教宗在聖彼得的主聖壇上主持彌撒時，新約與現世、天堂與人間，就連接在一起了。 兩位榮耀的使徒 教宗與使徒間的承繼傳統，幾乎要追溯到基督教最初的文字紀錄。西元一八○年，一位早期基督教作家里昂人依倫奈斯（Irenaeus of Lyon），援引上述文字以對抗東正教基督徒時，就已經建立了此一傳統。對他來說，羅馬教會是「偉大且輝煌的教會」，「由於它擁有權威地位，所有各地的虔誠教會，應以它為依據」。依倫奈斯認為教會是「由兩位榮耀的使徒──彼得與保羅──所創設與組織的」，而教會的信仰則是由綿延不絕的主教，穩定的繼承傳給後世，第一位主教就是由兩位使徒親自選定並授予聖職。依倫奈斯一一列出繼承兩位使徒的主教的名字來，包括利努斯（Linus）、安那克勒圖（Anacletus）、克雷曼（Clement）、依瓦利斯圖（Evaristus）、亞歷山大（Alexander）、西克圖（Sixtus）等等，一直到當時依倫奈斯的朋友、羅馬主教依留德里（Eleutherius，西元一七四到一八九在位）為止，這個名單可說是碩果僅存的早期教宗世系表。 雖然現代教宗權位的重要宣示，似乎就是福音中有關磐石的敘述，以及依倫奈斯對於早期羅馬主教世系的記述。然而，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雖然諸位教宗將所肩負的使命追溯至基督對彼得的交付，然而對依倫奈斯來說，羅馬教會的權威來自彼得與保羅這兩位使徒所共同建立的基礎，而非彼得單獨一位。 傳統認為，彼得與保羅是在大約西元六十四年左右遭到羅馬暴君尼祿的殺害，在西元第二世紀時，這個傳統就已經普遍為人所接受。在西元二世紀末期，到羅馬的朝聖者都會被引領去瞻仰「聖徒遺跡」，也就是他們的墓與紀念碑：彼得的遺跡在梵諦岡山丘上；保羅的遺跡則在奧斯提恩斯大道（Via Ostiensis）上，位在城牆之外通往海岸的道路上。但是新約聖經中並沒有與這些故事相關的記載。後世的傳說則填補了彼得在羅馬的生涯與蒙難的細節，其中包括了他與異教始祖術士賽門•馬革斯（Simon Magus）之間的爭鬥、他所顯示的奇蹟、以及逃離羅馬宗教迫害的企圖（他在逃難的路程中，遇到基督顯現並予以申斥，於是他折返羅馬慷慨就難，這就是著名的「你往何處去」Quo Vadis的傳奇故事）。最後他在暴君尼祿治下的梵諦岡廣場上，被倒懸釘死在十字架上。 一些教會早期的大思想家，如奧利根（Origen）、安部洛斯（Ambrose）、奧古斯丁（Augustine）等人，曾經將這些傳說視為嚴肅的歷史；不過，那祇是虔誠的浪漫傳說，稱不上是歷史。事實上，有關於彼得晚期生涯或是他殉難的方式與地點，我們並沒有可靠的記載。彼得與保羅都沒有在羅馬建立教會，因為在兩位使徒駐足此城之前，已經有基督徒生活在那裡了。我們也不能像依倫奈斯那樣去假設兩位使徒為了延續他們的工作，而在羅馬城建立了主教傳承的體系。所有的證據顯示，在使徒死後近百年中，羅馬城並沒有出現任何一位主教。 如果基督教會的領導者必須與羅馬以及彼得本人有所關聯，那就必須要有一些合理的解釋。基督教是一個東方的宗教，誕生於西元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宗教與政治動亂之中。它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周遊各地的拉比（Rabbi，猶太經師），他的門徒宣稱他是猶太人的希望──彌賽亞。羅馬人以他偽稱以色列王的名義，把他處死；後來，人們則根據猶太經典中的故事與預言來詮釋他的受難與復活，並宣稱他就是猶太人渴望並期待的那位救世主。耶路撒冷是基督徒宣教的第一個中心，自耶穌的「兄弟」詹姆士（James）開始，彌賽亞的家族成員就一直是領導耶路撒冷教會的領導人。 不在耶穌十二使徒行列的保羅 但是在彌賽亞死後十年之內，基督徒就逃離了巴勒斯坦。他們沿著海道與「羅馬和平」（Pax Romana）大道，向北到安提阿（Antioch），並往以菲索（Ephesus）、柯林斯（Corinth）及西賽隆尼卡（Thessalonica）等地。向西則到賽浦路斯、克里特島和羅馬。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塔速士的保羅（Paul of Tarsus），一位說希臘語且老於世故的拉比。他和耶穌的十二位門徒身分不一樣，他本身是一位羅馬市民，他不顧同儕基督徒（包括耶穌門徒在內）的反對，堅信耶穌的生活與死亡不祇實現了猶太律法與預言，同時對全世界都有重要的意義，使全人類得以與上帝修好而獲致和平。 基於對耶穌的信仰，保羅深信，上帝將過去認為是以色列人所獨有的生命、導引與轉化的力量賜給全人類。在當時基督教被視為是羅馬帝國中一小撮人所崇信的異教，而保羅對基督信仰的重新詮釋，使得它能夠成為古羅馬文明晚期的主流信仰。 保羅建立也造訪過許多教會，他寫給這些教會的書信成為新約聖經中最大的部分，也就是《使徒行傳》，有關他皈依基督的故事以及他所宣揚的宗教思想，也是新約中另外一部分的主要內容。他無疑是早期教會最重要的人物，這個地位沒有人能相抗衡。但是他從未成為教會的領導者。教會初始並沒有一個中心存在，雖然教會一開始成立於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在西元七○年就毀於羅馬人之手，而且在當時，羅馬帝國各地已經有好幾個教會興起，像安提阿（就在此地，耶穌的門徒第一次被稱作「基督徒」Christian）、柯林斯、以菲索，還有羅馬城。保羅的影響力非常大，甚至遠超過他自己所建立的教會。但是他自己並沒見過耶穌，他也不是基督教創始成員之一。他雖然宣稱，自己也被承認擁有「使徒」的地位，但他並非耶穌十二門徒之一，從來沒有跟隨「上帝之子」耶穌在巴勒斯坦旅行。然而，彼得又是另外一個不同的故事。 使徒彼得本名賽門•巴•約拿（Simon Bar Jonah），曾經是迦利利（Galilean）的漁夫，一個熱心、衝動、慷慨的人。他與兄弟安得魯（Andrew）首先回應耶穌的召喚，放棄舊有生活，成為「捕人的漁夫」。四部福音都將彼得描繪成一位對耶穌赤膽忠心的門徒，也是一個經常誤解耶穌使命與意向的人。他曾經憤怒地拒絕基督對他自己受難的預言，在「最後的晚餐」，他拒絕耶穌為他洗腳；還有在客西馬尼園（Gethsemane）裡，當神殿警衛逮捕耶穌時，彼得激動的拔劍企圖護衛耶穌。彼得總是先行動後思考。他曾經在大祭司的庭院外否認自己認識基督，以及此事後來對他所引起的痛苦懺悔。這些記述以及其他原始資料中所顯現的彼得，都相當一致。 四部福音中，彼得都是眾使徒的領導人，至少是他們的發言人。在整個馬太、馬可與路加福音中，彼得的名字總是被放在十二使徒的首位。在每一部福音中，他也總是第一個被耶穌呼喚的門徒。在耶穌生命的轉捩點上，是彼得領悟並表明他是彌賽亞，這是教會首次藉此明顯的表達出對「主」所抱持的信仰。得到耶穌允許，在山上目睹耶穌顯現聖容的幾位使徒中，彼得是第一位；而在當時因驚嚇與恐懼而（愚笨地）向基督大聲呼喊的人，也是彼得。 所有的福音作者中，馬太最堅持彼得的中心地位。特別的是，馬太詳盡敘述了彼得在凱薩利亞•菲利比的信仰表白。在馬太福音中，耶穌聲明彼得的信仰是直接由上帝啟發的。為了獎勵這一點，耶穌將西門改名為「克法」（Kephas），也就是磐石彼得（Peter, the Rock）的意思。接著他就宣布了「在這磐石之上，我將建立我的教會，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綑綁的，在天上也要綑綁。」這段文字後來就被視為教宗權柄的基礎篇章（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節到二十三節）。 在約翰福音的最後一章也有相近的情景，基督問彼得三次：「你愛我嗎？」彼得也重複地回答：「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對於彼得的回答，耶穌則命令他說：「你餵養我的羊，你餵養我的羊」。這兩段文字呈現一種交叉性的構圖，提醒我們，彼得在耶穌受難時曾經三次背叛耶穌。對約翰與馬太來說，彼得得天獨厚領受了一個特別的使命，而這是以彼得對基督的信仰表白與信任作為基礎（約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節到十七節）。 彼得在福音中地位特殊，他所身負的「綑綁與釋放」、「餵養基督的羔羊」的使命，都是源自於他作為基督信仰的首要見證者與護衛者的地位。隨後教會對於這些觀念的複雜解釋，決定性地形成了基督徒對真實權威的本質與根源的瞭解。 彼得神秘失蹤，往別處去了 彼得與保羅之間的關係似乎並不融洽，這並不令人意外。保羅對彼得抱著帶刺且防衛的態度，保羅在新約聖經最早的文獻，也就是〈保羅致達加拉太人書〉中提到彼得的部分，就證明了這層緊張關係。由於保羅急於要維護自己的獨立聲明，他似乎決定，盡可能不向這位前輩使徒讓步。雖然如此，他仍然承認彼得的特殊地位。他告訴我們，他皈依基督之後就去會見彼得以徵詢意見，並跟彼得共處了十五天；除了主的兄弟詹姆士之外，他沒有見到其他使徒。他也告訴我們，彼得負責掌管巴勒斯坦以外的猶太僑民教會，而他自己如何被差遣去向非猶太人傳教。 在〈致達加拉太人書〉第二章，保羅述說了他如何在安提阿責備彼得。這是一件著名的事件，當時他「當面違抗」彼得，抗議使徒的領導者曾經為了試圖安撫強那些擔心違反猶太食物潔淨律法的硬派猶太人基督徒，而不願意與已皈依基督的外邦人同桌進食。保羅提起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在辨明自己的獨立權威性，或許也是要表達他對福音教誨具有較優越的精確解釋，因而反對彼得在面對不友善的批評時採取屈服的態度。 雖然如此，這整個記述源自於記述本身的修辭力量，保羅知道他的讀者會因為他的魯莽而驚愕──他「當面違抗」，即使對象是彼得──這就是這些記述的價值所在。如果保羅的讀者未曾確認彼得的權威是特別崇高，那麼保羅的責難就不會造成他們面對他的勇敢而心生戰慄的效果，這本來就是這段文字很清楚想要達到的目的。 保羅筆下描繪的彼得形象是一位最具權威的使徒，以及地中海地區的猶太人僑民教會首領。這樣的描述在〈使徒行傳〉前半部中顯得成熟且細緻。雖然其他的使徒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路加福音續篇〉前面幾個章節中，彼得仍然具有支配的地位。他帶領其他十一名使徒在五旬節當日，向眾人宣講耶穌的復活、主持新教會的會議、行使許多神蹟、從牢獄被天使所救出，甚至因為他見到從天而降的異象，得知上帝的意旨而為柯內流斯施洗。 因此，彼得在保羅之前擁有外邦人使徒的地位。然而，使徒行傳第十二章中，彼得逃離牢獄之災以後，神秘地從使徒行傳以及整部新約聖經裡消失了。路加也祇是神秘地告訴我們，彼得曾經把他逃獄的消息傳達給當時擔任耶路撒冷教會領袖的詹姆士，然後就「往別處去了」。自此之後，新約聖經中完全沒有任何關於彼得往後生涯的紀錄了。 保羅書信、使徒行傳以及四部福音，都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有關彼得死亡的事情，也沒有提到彼得可能將他的特殊地位傳授給任何一位「繼任者」。因此，新約聖經中並沒有任何途徑可以直接推導出教宗權位的理論。然而，為什麼四部福音與使徒行傳不斷關注彼得，除非彼得的權威在他死後仍然具有意義，否則很難得到合理的解釋。馬太就明顯抱持這樣的想法，他敘述耶穌賜予彼得天堂的鑰匙、以及綑綁與釋放的使命，在接下來延伸的段落中，則提到了如何規範教會生活的幾個指示。在這個段落中，耶穌允諾彼得：「凡你們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束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節），在在支持了基督徒社群的權威。一般相信，彼得創立了安提阿教會，而在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到十九節中，基督對他所說有關「束縛」與「釋放」的話，意指於此；對馬太來說，彼得權威就在他的基督教徒社群之內得到延續。 新約聖經的記述，很明顯的說明了彼得的權威在基督徒社群內得以永久延續的因素。據說〈彼得前書〉是彼得寫作的，是他在受迫害的那一段時間裡，從「巴比倫」發出的書信，巴比倫是早期基督徒對羅馬的密稱。 然而，不論彼得是否真的寫了〈彼得書〉，這封書信中所呈現的彼得，不祇是一位使徒與基督救世工作的見證者，更是教會長老或教會掌理者具有的權威與責任的根源。他寫信給「你們中間做長老的人」，特別要求一位教徒與他「同作長老」，藉此強調使徒權威與目前領導使徒所創立的教會長老之間的延續性。彼得也敦促其他的信徒要服從他們的長老，因為長老扮演的是牧羊人一般的角色，照料基督的群羊，而牧羊人的領導者──總牧者──就是群羊的榜樣。當然，這樣的想像衍生自舊約聖經裡幾段文字，這幾段文字將上帝比擬成人民的牧者，但是在〈約翰福音〉中的類似文字──也就是耶穌對彼得說：「你牧養我的羊，你餵養我的羊。」──這非常值得注意，因為那並不是巧合。 西元二世紀時，基督徒對羅馬繼承權的信仰已經在基督教著作裡面出現了，人們無異議的接受。當初，這種信仰的基礎，是基督徒宣稱彼得與保羅都在暴君尼祿統治之下的羅馬城中殉道成仁。依此來看，新約聖經並沒有對繼承權信仰有任何幫助。約翰福音的最後一章神秘地提到：彼得老年時會「伸出他的手來」，被帶往他不願意去的地方。早期基督教會相信，這指的是彼得將會被釘在十字架上（約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節）。我們已經知道，彼得前書顯示彼得當時是在羅馬城，而這是一封寫給受迫害者的慰問信。這封信描繪出讀信人所承受的「百般試煉」與苦難情景，但它並沒有提到任何直接關聯彼得之死的訊息。同樣的，使徒行傳也是以保羅在羅馬城「公開且毫不受阻礙」宣教作為結束，也沒有任何關於他殉道的線索。 羅馬的「聖徒遺跡」風潮 雖然如此，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彼得與保羅於西元六十年到七十年間在羅馬殉難。由於早期基督教作家普遍接受這樣的信仰，而且沒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教會提出自己擁有兩位使徒的見證與遺物，來和羅馬教會相抗衡。因此，證據夠強了，尤其是再加上在第二世紀出現了一股「聖徒遺跡」風潮。所謂的「聖徒遺跡」，也就是在他們殉教與埋骨之處的聖壇。大約在西元二百年左右，羅馬的神職人員曾經提到的這些遺跡，本世紀的考古學戲劇性的證明了它們的存在。 一九三九年，聖彼得大教堂地窖進行修繕工作的時候，發現了在梵諦岡山丘的斜坡上有一處古代的異教徒墓地。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在四世紀時曾經在這個墓地上面興建了一座最早的基督教大教堂。當考古發掘的工作進行時，考古人員很清楚的發現，康士坦丁手下建築工人不辭勞苦的將整個大教堂的方位對準了墓地中的某一個位置；而遠早於康士坦丁時期，在這個位置上面就放置了一座小聖壇，這座小聖壇確定是西元一六五年建造的。這個聖壇在當時雖然已經損毀，但仍然在保留原來的位置，而且在裡面發現了一些人骨的殘片。 一九六五年的時候，教宗保羅六世（Paul VI）宣布這些殘骨是聖彼得遺留的聖物。不幸的是，由於發掘的方法以及所引起的爭議性，我們無法確定這個聖壇就是聖彼得的墳墓。而那些殘骨則是在聖壇牆腳所發現的，不是聖壇中央。我們不能肯定這就是聖彼得的墓，考古挖掘所發現的，有可能是彼得被處決的地方，並非他的墓地。雖然如此，不論這是彼得的墓地或是紀念碑，聖壇的存在強有力的證明了早期羅馬人相信彼得殉難之處，就位在（或接近）梵諦岡廣場。 早期的文字紀錄支持這樣的傳統說法。在西元九六年一封以羅馬教會名義寫給柯林斯基督徒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彼得與保羅身為「我們的使徒」，因見證真理而受難，他們在「統治者前作證」，並走向榮耀。大約在西元一○七年，安提阿主教依格納齊烏（Ignatius）寫信給羅馬的基督徒，信中宣稱「我並不像彼得與保羅那樣命令你們」，很清楚的顯示，他相信這兩位使徒曾經是羅馬教會的領袖。基於所有這些因素，大多數的學者接受早期基督教傳統的說法，認為彼得與保羅死於羅馬。雖然他們在羅馬城生活、傳教、死亡，但他們並沒有真正在當地「創立」教會。保羅寫給羅馬人的書信，是在他或彼得到達羅馬之前寫的，而且是寫給當時已經存在於羅馬的基督徒社群。第一世紀的羅馬擁有龐大且成長中的猶太人口，或許在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五萬人之眾，他們分散在羅馬各地，特別集中在特拉斯特維勒（Trastevere），從市中心跨越艾伯河一帶的地方，組織在十幾個猶太會堂之下。 猶太基督徒被迫離開羅馬 當時居住在羅馬的猶太人，是一個正在擴張且頗具自信的社群，他們渴望皈依基督教，與巴勒斯坦及耶路撒冷均保持穩固的連繫。耶路撒冷是第一個基督教團體的中心，因此可以預料，信仰基督的猶太人會在西元四○年代初期前往羅馬。在西元四九年之前，他們已經在羅馬的猶太會眾中成為一股重要的勢力，並且因他們的信仰造成了一些困擾。根據異教徒歷史家蘇同尼（Suetonius）的說法，猶太人為了基督信仰而不斷產生騷亂，因而引起羅馬皇帝克勞第（Claudius）的戒心，於是在西元四九年下令將他們驅逐羅馬。 在羅馬的基督徒組織反映出一個教會（請注意，不是整個基督教教會）是以猶太社群組織而發展出來。羅馬的猶太會堂，並不像安提阿的會堂一樣擁有一個中心組織，而是每一個會堂各自舉行禮拜，選出自己的領袖，照顧自己的成員。同樣的，由於會堂從一開始就是基督徒的避難場所，早期的羅馬基督徒社群的組織模式，似乎就反映出這樣的會堂組織，由一群獨立的教會組成，在社群中較富有的成員的家中聚會。每一個這種家庭式教會都有他們自己的領袖或長老。它們大多數是由移民所組成，其中有很高的比例是奴隸或自由民（freedman）──教宗依留德里的名字就是自由民的意思。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教宗」，也沒有「主教」這個名詞，對於在羅馬的教會來說，發展出主教職位的過程是相當緩慢的。第一世紀末，第一代信徒的基督教教會當局組織型態相當鬆散，後來在很多方面逐漸演變成比較組織化的管理體系，也就是每一個城市的教會由單獨一位主教來領導，而在主教之下則有長老群的支持。這個發展，至少有一部分的因素是異端邪說正在像野火燎原一般快速傳布。當抱持不同想法的宣教師相互衝突的時後，每一個人都宣稱自己是為「真正的」基督信仰發言。於是教會就發展出來一個更緊密且更具層級性的結構，後來這樣的結構對於保持教會的統一與真理，似乎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單線的主教繼承模式，就像在接力賽跑中傳遞棒子一樣，傳遞使徒的教誨給一代一代的主教。 在這個發展中的一位主要人物，是安提阿的依格納齊烏，他是來自小亞細亞的主教。西元一○七年時，他被逮捕並且解送到羅馬處決。在被帶到羅馬的途中，他連續寫了幾封書信給其他的教會人士，大部分的內容都是懇求、呼籲他們團結在主教身邊。可是，在他給羅馬教會的信中，完全沒有提到主教，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線索，顯示當時在羅馬還沒有這樣的職務位階出現。 矛盾的是，有一份文件支持這個印象，而這份文件有時候被視為是第一份教宗通諭（encyclical）。在依格納齊烏到達羅馬城之前十年左右，羅馬的教會寫信給位在柯林斯的教會，企圖要平息在柯林斯所爆發的爭論與混亂。這封信並沒有署名，但是向來被認為是羅馬的長老克雷曼所寫。在古代教宗世系表上，他被列為聖彼得之後的第三位教宗。後來有許多傳奇故事圍繞著他的名字，由於他被放逐到克里米亞，被綁在船錨上丟到海裡淹死，因此曾經被當作是殉道者而受到尊崇。 事實上，克雷曼從未要求以主教的名義撰寫書信，他的書信都是以整個羅馬基督教徒社群的名義發出去的；而且，他也從未在書信中表明自己的身分，或者以自己的名義寫信，我們完全不知道任何有關他的事。書信的本身並沒有把長老跟主教分得很清楚，而且他在提到長老的時候，都是使用複數，可見當時的哥林多教會與羅馬教會一樣，都是組織在一組長老或主教之下，而非一個單一的領導主教。 大約三十年以後，羅馬教會仍然是維持這樣的組織。在西元第二世紀早期，有一篇頗具遠見的專論，題目為〈賀瑪斯的羔羊〉（The Shepherd of Hermas），其中經常提到「教會的統治者」、或者是「領導教會的長老」。作者無意明顯區分主教與長老，但論文中的確提到克雷曼，但是他的身分卻不是具有指揮權力的主教。相反的，作者告訴我們克雷曼是負責寫信「給外地城市」的長老──實際上就是羅馬教會內負責對外通訊的秘書。 我們所知道有關於第一世紀羅馬城教會的知識，證實了這個概略的情形。羅馬的基督徒本身以及外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單一的教會，就像保羅給羅馬信徒的書信所明白表達的一樣。然而，在這種身分背後的社會背景是，這群人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集會所，而是一群組織鬆散、以私人房屋作為基地的禮拜堂，或者，是在租來的市集或公共澡堂的大廳裡面聚會。由於並沒有單一且支配性的統治者，長老們或領導人們相互分擔責任，但分配工作給個人，就像通訊秘書一樣工作。在康士坦丁大帝皈依之前，已經有超過二十四個以上這樣的宗教性社群中心（tituli）。 國際文化的熔爐 羅馬城是羅馬帝國的中心，任何想要傳布訊息的人自然會集中在羅馬，當然，也是使徒彼得與保羅首先獲得成就的地方。早期的基督教與羅馬帝國之內，其他的新興宗教相互爭奪生存空間，在地理上的分布說明了這個事實。古代的聖克雷曼教堂（San Clemente）以及聖普里斯卡教堂（Santa Prisca）下面，有好幾個拜日教（Mithraic）的祭壇。之後進入西元二世紀，羅馬基督徒社群的語言並不是拉丁文，而是希臘文，希臘文正是逐漸往東方（而非西方）發展的羅馬帝國所使用的共通語言。羅馬城裡的基督徒團體，反映出羅馬帝國首都具有國際文化熔爐的特質，許多團體和他們的成員仍然與原居地保持強烈的民族文化關連。結果，羅馬教會的宗教生活，就像是整個羅馬帝國裡的基督教一樣，成為多樣性的文化、教義、與宗教儀式上的縮影。 羅馬基督徒習俗的多樣性，並不祇限於曆法。西元第一與第二世紀時，整個羅馬帝國內的基督教，處在一種劇烈的、且具有創造性的發酵狀態。那些看來似乎會成為主流的正統教義的觀念，與看來會成為「異端邪說」的幾個福音版本，一起共存在基督教內。但是脫軌的觀念與正統教義，並不是很容易能在第一眼分辨出來，而且早期羅馬城的基督教徒社群除了共同擁有好幾個相互競爭的福音版本之外，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事。羅馬城就像一個吸鐵，吸引各省份裡的長老、學者與基督徒絡繹不絕來到這裡，這些人熱切地想要去觀看古老的教堂，並從中學習。更重要的是，要去造訪兩位偉大使徒的安息之地。     回目錄   回到主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