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廷本月十六日發表文件「我們記得：對大屠殺事件的反省」，就大戰時猶太人遭德國納粹屠殺一事、天主教徒的「過錯和失誤」表示「深切遺憾」。文件聲言要與猶太人保持對話和改善關係。事實上，早於去年(1997)，德、法、波蘭幾國天主教主教團便先後發表有關聲明，就事件表示懺悔或承認錯誤。有論者認為，這幾國教會對事件的立場，比教廷目前表達的更開放、更徹底。本報(香港公教報)現刊法國天主教主教團去年九月三十日發表的《維希法國、教會與猶太人——懺悔宣言》，本文譯自美國《國際天主教》月刊英文譯本。

德國納粹黨有計劃地滅絕猶太人，是二十世紀的大事。任何人都不能不顧事件對我們良知的質詢和挑戰。天主教會從未遺忘這事，她更清楚知道，良知是建基於記憶之上，個人和社會都不能在壓抑或不真實的記憶中活得平安。

當第三個千年臨近之際，法國教會和其他地方教會一樣，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召喚而自我反省。教宗說：「在教會跨越這新紀元的門檻時，應清楚認識自己的過去，這是好的。承認以往的過犯，是忠誠和勇敢的行為，有助堅固我們的信仰，幫助我們面對今天的誘惑與困難，準備去對抗它們。」

今年是《西里斯伯格聲明》公布五十周年（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大戰後不久，在瑞士小鎮西里斯伯格，猶太人與基督徒草擬了重新認識猶太教的建議指引），稍後時間就是戰時法國貝當政府頒布首份猶太人地位法的日子（一九四零年十月三日），法國一批主教簽署此文件——他們的教區就是戰時拘留營的所在地——願意按基督光照下的良知走前一步。這是時候，讓教會批判地檢視其歷史、特別是這段戰時的歷史，毫不猶疑地承認教會成員所犯的罪過，並祈求天主與人類的寬恕。

狹隘的教會使命觀

在法國，暴力迫害沒有即時出現。但此後不久、一九四○年法國戰敗後幾個月，國家種下了反猶太主義，法籍猶太人的權利和外國猶太人的自由遭受剝奪。所有國家機構皆受牽連，要執行這些法律。

至一九四一年二月，法國的拘留營囚禁了四萬名猶太人。這時，在一個給擊敗、正在瓦解和局部遭侵佔的國家，教會聖統人員視保護其信眾為首要工作，盡力去保護其組織。這樣絕對地優先考慮上述目標，帶來了不幸的影響，它蓋過聖經的教誨——聖經要求每個人當受尊重，因為人是按天主肖像受造的。

這倒退為一種狹隘的教會使命觀，無視全球正在發生、威脅到基督宗教本身的嚴重悲劇。然而，教會內外眾多人士皆期望，在這靈性錯亂的時刻，教會會大聲疾呼，述說耶穌基督的信息。

教會當局大部分領導層都抱著忠於政權和溫馴的心態，不但聽命於政權，更懷著迎合、慬小慎微和迴避的態度。某程度來說，這是由於他們害怕政府對教會活動作出報復，特別是對付當時的青年運動。在一個正在解體的社會，教會是蒙召去擔起保衛者的角色；但其領導層也未能認識到，教會擁有相當的權能和影響力，當其他組織沉默無聲時，教會可採取明確的立場、去阻擋那些錯過後就無可挽救的事，她這聲音會獲得很大的回響。

要明白，法國受侵佔期間，沒有人知道希特拉種族屠殺的全面情況。事實上，我們可以指出當時大量表現團結的善行，但我們還必須自問，這些善行和幫助是否足以滿全公義和人權的要求。

因此，面對法國政府頒布反猶法案（一九四零年十月法國政府開始頒布猶太人地位法，剝奪法國猶太人的公民權利，追捕他們，使他們成為國家中次等的人），面對外國猶太人遭囚禁在拘留營的決定（這些猶太人滿以為他們可以信賴法國政府，得到庇護和款待），我們必須承認法國主教因未有公開發言，默許了有關方面嚴重地侵犯人權，開啟了連串招致種族屠殺的事件。

盲目的原因

我們不是要判斷那時期的人、或他們的良心，我們也不為以往的過錯負責。但我們必須清楚明白，該等行為和表現的代價。這是我們的教會，我們今天必須承認，教會過分地將自身狹隘的利益，看得比良知的要求更重，並應自問事情為何會這樣。

除了上述的歷史原因外，我們應特別注意導致這盲目態度的宗教原因。俗世的反猶太思想有多大影響？為甚麼在我們所知道的舊日的爭論中，教會不接納其成員一些更好的意見？戰前，馬里頓（J.Maritain）嘗試在講學及其文章中，讓教友從不同角度去認識猶太人。他又鄭重地警告，正在發展的反猶太主義是邪惡的。大戰開始前不久，薩利埃熱（Saliege ）總主教忠告二十世紀的教友，應從教宗庇護十一世的教導中尋找亮光，而不是從十三世紀教宗英諾森三世的詔書中尋找。大戰期間，巴黎、里昂的神學家和釋經學者像先知一般，提出基督宗教的猶太根源，強調葉瑟的花已盛放於以色列，新舊約是緊緊相連、不可拆散的，童貞瑪利亞、基督和宗徒全都是猶太人，基督宗教和猶太教緊接一起，有如樹枝連於樹幹一樣。為甚麼這些言論遭忽略呢？

當然，在教理層面，不論在神學或靈修上，教會基本上是反對種族主義的。教宗庇護十一世已在《焚燒的悲傷》（Mit brennender Sorge，一九三六年發表）通諭中也很強調這一點，他譴責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提醒教友要警愓關於種族和全能大國的神話。遠自一九二八年，教會教義部便曾譴責反猶太主義。一九三八年，教宗庇護十一世更鄭重聲明：「靈性上，我們都是閃族人。」但在不斷重複的反猶太偏見下，這些譴責又有甚麼作用？上述神學家的思想（即使我們仍可在一九四二年後某些聲明中找到他們的思想），又能起甚麼作用呢？

基督徒對大屠殺的責任

我們必須承認，自己在導致大屠殺事件的過程中，所扮演、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角色。大屠殺事件是反猶太主義這偏見造成的，基督徒也要替維持這偏見而負責。事實上，盡管基督宗教有其猶太根源（某程度來說也是出於這個原因），也盡管猶太人在其歷史內、忠於唯一的上主，但源自公元第一世紀「最初的分離」，還是導致了基督徒和猶太人的離異，最後令雙方多個世紀來互相敵視。

不能否認，基督徒和猶太人長期的誤解、有陣子甚至是敵對，是有其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因素的。然而，其中一個最根本的爭論點，是在宗教方面。這不是說，在反猶太人情緒和大屠殺事件之中，可以找出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因為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計劃，是有其他因素的。

依歷史學者的判斷，直至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前多個世紀，反猶太傳統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基督教的教義、訓導、神學、護教學、宣講及禮儀中，這判斷有充分的證據。仇恨猶太人的情緒，就在這樣環境成長，成為了一筆沉重的遺產，我們一直承擔著這後果，難以磨滅，給我們留下許多始終未能愈合的創傷。

教會牧者和領導層容許這種蔑視的教導長時間發展，並在基督徒團體內成為基本的宗教文化，塑造及傷害人的態度。他們為此要負上重大責任。即使他們譴責，反猶太理論是源於外教的，他們還是沒做他們應做的事：就是照亮人心。他們未有質疑這古舊的反猶太思想和態度。

這情況使人的良心昏睡，減低了他們對付納粹反猶太的暴力行為的能力；那種基於種族和血緣，對猶太人極度而可怕的仇恨態度，明顯地導致了猶太人遭種族滅絕。這就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的：「這是個無條件、有預謀的種族滅絕行動。」

往後，當迫害越趨嚴重，第三帝國在法國本土發動種族滅絕政策，法國維希政府將自己的警隊交給侵略者，一些勇敢的主教，因著人權的原故，大聲反對殺戮猶太人。雖然這些公開聲明為數不多，眾多基督徒仍聽到這聲音。

個別的、英勇的團結行為

我們不應忘記，教會領導為拯救那些男女、兒童脫離死亡邊緣，而採取的種種行動；我們也不會忘記平信徒傾注出基督的愛心，為拯救數以萬計猶太人，甘冒重大的風險，參與各種慷慨善行。

在此很久以前，許多司鐸、會士和平信徒，他們各自行動、不留名聲，為要維護教會的聲望（好些人毫不猶疑地參加了地下運動）。他們出版了《基督徒見證錄》，直斥納粹黨威脅基督徒的毒害，包括新異教主義、種族主義和反閃族主義，他們又提醒人們要記著教宗庇護十一世的話：「靈性上，我們都是閃族人。」有賴這個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環境，和猶太組織的協助，大批猶太人得以生還，這是證據確鑿的歷史事實。

盡管有基督徒、司鐸、會士和平信徒為了保護猶太人而幹了不少勇敢行為。我們必須承認在面對猶太人被迫害時，冷漠戰勝了正義的憤慨。特別是面對維希政府採取多種反猶措施時，沉默是主流，維護受害者的話只是少數。正如莫里亞克（F. Mauriac）說：「這規模的罪行得以肆虐，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歸咎於一切未發聲抗議的目擊者身上，不管他們為何會沉默。」最終的結果是，滅絕猶太人的企圖，成為了次要的關注議題，未能成為人道和靈性的中心問題。面對這重大而徹底的悲劇，眾多教會牧者沉默不語，犯了過錯，違背了教會、她自己及其使命。

沉默是罪過

今天我們承認，這沉默是罪過。因著這原故，我們承認法國教會在當時沒有盡其作為良心導師的使命。因此，她偕同基督徒承擔以下責任：開始時，當她仍可以、且有必要地提出抗議，去保護有關人士時，卻未有施以援手。（雖然後來仍有基督徒幹了很多英勇的事蹟。）

這是我們今天所承認的事實，因為，法國教會這些過錯和對猶太人的責任，已成為了我們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對這罪過，表示懺悔。我們懇求天主寬恕，請求猶太人見證我們這懺悔。這段歷史召喚我們，在今天及未來，務必提高對人性的警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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