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容篡改童 軒 從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傳教士的活動，如使徒時代的保羅、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發源地小亞細亞傳教。但形成大規模、有組織、跨洲際的群眾性傳教活動還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后，當時歐洲處于封建制度衰落、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地理大發現一方面使歐洲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同時也為更大范圍的傳教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傳教士如利瑪竇（P．Matteo Ricci）、湯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鴉片戰爭后，盡管外國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確有出于傳教熱忱，也有為中國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沖突時，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后盾和軍師。尤為甚者，一些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這些傳教士的劣跡，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與其說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并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壓制殖民地的工具”。 參與販賣鴉片 在鴉片戰爭前的几十年間，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國販賣鴉片。英國從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萬九千箱，總計在鴉片戰爭前四十年間，共偷運進中國的鴉片不下四十二萬七千箱，從中國掠奪走了三至四億銀元。沙俄、美國商人也從中亞向中國販運鴉片。鴉片商人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卻從中深受其害。西方學者摩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的，對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經營毒害人民的鴉片貿易，當時在華的 “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像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他們認為只要中國人接受了基督，鴉片的危害也就自然會消失。一些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只來華的，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更有甚者，有的傳教士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傳教士們邀請大鴉片商人充當對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的頭面人物。如在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另一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年2月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傳教士伯駕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 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到中國的第二年起，就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從1809年到1834年該公司被取消壟斷權時為止，直接受聘該公司，任秘書兼翻譯員。1825年11月，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我在中國漫長的十五年里，依照你們在那里的職員們的要求，常常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和痛苦，忠心耿耿地為貴公司的利益服務，整個公司以及廣州當地的商人可以証明。”由于他對該公司精誠效力，其年薪很快即從五百英鎊升至一千英鎊。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 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并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他曾多次出入中國沿海，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走私活動，同時刺探情報。1832年他到澳門時，許多鴉片商人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待遇十分優厚。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里保存的英國鴉片公司1833年檔案中有兩封公司老板夸獎郭實臘的信，其中提到：“郭實臘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開展，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實臘對付中國官員檢查的情景時說，“郭實臘穿上最講究的衣服，帶領兩只小船，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迎上前去，對中國官吏大聲威嚇，喝令從速離去，若敢再來，就將他們毀滅。”鴉片戰爭前，郭實臘還為當時的英國駐粵領事義律就鴉片的銷路出謀划策。 由于外國傳教士與鴉片貿易有著利益相關的密切關系，他們對于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和舉措十分關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傳教士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則徐的身上，通過各種辦法，盡力刺探林則徐的禁煙措施，搜集中國官方的動態。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門與中方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告訴林則徐的代表，英國如何強大，中國是打不過它的，力圖從思想上動搖林則徐禁煙的決心。林則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鏗鏘四個字作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惱火。 為了保護骯臟的鴉片走私，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毛主席指出，“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參與收集情報及侵略戰爭 當時在華的許多傳教士都認為，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唯一的辦法就是戰爭，要使鴉片戰爭“成為將耶穌介紹到中國的一種手段。”西方教會出版的書籍中關于傳教士對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諱：“一個傳教士抵得上一營軍隊。”“與其設立九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九個教堂更為有效。”事實正是如此。西方列強從侵入中國始，就把傳教士作為其侵略、掠奪的工具。傳教士受差會派遣，要將自己在中國內地的所見所聞匯報回國去，這就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帝國主義的情報員和幫凶。 傳教士郭實臘與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國政府的官方翻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們為英軍提供情報、出謀划策，成為舉足輕重的“侵華謀士”。林則徐認為郭實臘是個“危險人物”，“小馬禮遜（馬儒翰）最壞”。英軍打進長江時，馬儒翰就在英軍司令璞鼎查的軍艦上。璞鼎查在鎮江遇到強力抵抗，心里膽怯，打算后撤，馬儒翰力勸璞鼎查繼續進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馬的建議，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傳教士郭實臘從1831年到1838年間，曾十次偵察中國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這成為他參與鴉片戰爭和起草《南京條約》的資本。在戰爭期間，郭實臘穿起了軍裝，隨軍到各地強征糧草軍需。1842年6月當英軍進攻上海時，對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實臘，充當海軍司令的向導，協助指揮作戰。7月間英軍攻至鎮江，又是這個郭實臘帶路，沖進城后一路沿街燒屋和實行屠殺擄掠。郭實臘先后于1840年擔任定海縣長，1841年擔任寧波縣長，1842年任鎮江行政長官。 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時是美國領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剛打響，他就匆匆忙忙由華返美，向總統、國務院和國會竭力鼓吹美國應乘此時機參與對華作戰，主張派專使來華簽訂不平等條約。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務卿、國會都十分重視他的這次回國，他見到了即將離任的總統和國務卿、新上任的總統和國務卿。不久，美國派了加尼海軍司令率兩艘戰艦到中國給英軍助威。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擔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譯和助手。 鴉片戰爭期間，當英國侵略軍打到上海時，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國人羅伯濟（Louis de Best）多次喬裝成中國人，夜間乘舢板船到“皇后”號軍艦去見英軍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報告南京教區及中國的軍事、政治情報。 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兩名傳教士參與了英軍在廈門的侵略活動。英國傳教士、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隨第一批英軍到定海，傳教士米憐的兒子米威憐（William Milne Jr．）隨后也到了定海。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軍司令部里任翻譯。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的軍艦與美、俄共同進攻我國。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第十三屆領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趕到艦隊停靠的渤海，向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匯報清政府的動態。5月間，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達的俄國公使報告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報，并向英軍司令報告了當時北京缺糧情況、皇室逃跑計划、京津之間軍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鎖的地方，以及大沽設防等情報。 1858年，英、法、美、俄四國專使率領兵艦聯合北上，進駐白河口，直逼天津。聯軍決定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之前，美國冒充調解人，商定派傳教士衛三畏和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隸布政司錢忻舉行談判，制造假象。5月20日，聯軍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發動了猛烈進攻。大沽失陷后，帝國主義的兵艦和專使們都云集天津，當時衛三畏在復給美國的信中竟然宣稱：“我認為這四國的兵艦和公使匯集在中國京城附近，是我們對中國進行傳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作掩護，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看成其傳教事業的一部分。美國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報告說，“若沒有他（衛三畏）的幫助，我就不能進一步執行我的職務。”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向北京進攻時，俄國東正教在北京的傳教士又給聯軍提供北京的地圖，博得了英國人的高度評價。英法聯軍從大沽出發，經通州直抵北京。10月13日，英法聯軍占領安定門控制北京后，對北京城進行了野蠻的洗劫，特別是對西北郊的圓明園，更是洗劫一空。圓明園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宮，綜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藝朮品而建成的壯麗宮苑，當時已經營了一百多年。宮內藏有各種無價珍寶，罕見的典籍，著名的歷史文物。侵略者供認，它是“世界最宏偉美麗的宮殿”，“他們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誘惑力，軍官和士卒們都成群打伙沖上前去搶劫，紀律毫無。”“行宮內搶劫的事，今天（10月8日）簡直作到極點，令人驚駭了。”為了消滅其掠奪罪証，這些強盜們又縱火焚燒圓明園，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壯麗的宮苑變成一片焦土。他們描繪焚燒圓明園的情景說，“火光熊熊的燒著，仿佛一張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壓城，日光掩沒，看起來仿佛像一個長期的日蝕。”這座壯麗的宮殿和園林，就是這樣在英法聯軍的暴行下變成了廢墟。法國大文學家雨果1861年寫道，“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干了些什么！”“在兩個勝利者瓜分贓物的條件下，圓明園大規模地遭到了蹂躪。”“政府有時會做強盜，但人民永不做強盜的。” 參與不平等條約的制定 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朝皇帝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威脅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是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由是開創了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把基督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會。此后，又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掠奪打開了暢通之路。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各國傳教士不僅積極參與，而且為了其本國的利益與中國討價還價，乃至武力訛詐。 鴉片戰爭后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全權代表是率艦攻進長江打到南京的英軍司令璞鼎查。在談判過程中，他的四個得力助手郭實臘、馬儒翰、英國聖公會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國倫敦會的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 都是傳教士。郭實臘和馬儒翰不僅是談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辦了條約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條約的具體內容與中方代表討價還價。他們對中方代表極盡勒索訛詐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計划更多的特權和賠款。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也是得力于傳教士。在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的協助下，中國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條約》更為苛刻的中美《望廈條約》，為美國取得了“最惠國”待遇的特權。美國史學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國人在東亞》一書中寫道：“美國人雖然在美國國內頗重視政教的完全分離，可是在中國，議定《望廈條約》時卻有裨治文、伯駕和衛三畏，參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階的則有伯駕。”伯駕于1855年被認命為美國第一個傳教士駐華公使。法國傳教士在中法《黃埔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也是“功不可沒”。他們強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24日在停泊于黃埔的一艘法國兵艦上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黃埔條約》。法國除取得中英、中美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外，還在第二十二款中規定法國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這樣，清朝政府就被迫負起了保護法國人在中國傳教的責任。從此，法國傳教士在華的活動更加猖狂，肆無忌憚。中國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國傳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傳教士們在簽訂1858年的《天津條約》以及1860年的《北京條約》的過程中，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衛三畏使用威嚇手段，在中美《天津條約》中塞進“寬容條款”，賦與外國傳教士及中國信徒以特權，享受“治外法權” ，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寬容條款”使中國的教會成為國中之國，中國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權的教民，他們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橫行鄉里。許多教案由此產生。 泰勒﹒丹涅說，“中美《天津條約》的實際談判是由衛三畏博士和丁韙良牧師經辦的……美國傳教士存心得寸進尺，以圖強迫帝國開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國傳教士參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的談判，擔任法國代表團的翻譯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條約》的起草過程中，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將強令“給還舊址”寫進了條約。這一句話使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占地產，遍設教堂提供了條約根據和護身符，并成為后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誠如后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寫給英國差會的信中說的那樣：“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落入我們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國的傳教士和各自國內的差會，如果他們不去占領這塊土地，不在十八個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 由于《北京條約》取消了《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對傳教活動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傳教更加肆無忌憚。 參與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 前駐上海的美國領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說：“如果沒有傳教士供給情報，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地方到今天還關閉著呢！他們商品的銷路也只取勝于較狹窄的范圍。應該記住：商務的旗幟緊隨著十字架的旗幟接踵而來。誰若打掉了執著十字架旗幟的手，誰就損害商業的利益。” 自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后，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霸占土地、干涉內政和包庇教民。特別是1860年法國傳教士在《北京條約》中加入“歸還舊址”以后，天主教在華傳教士更是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占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天主教修會的經費來源逐漸由依靠國外轉而直接從中國占有的土地、房產及發放高利貸和經營其他商業活動獲取。歷次教案發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賠款，使在華天主教修會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遍布中國農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農民稱之為地主堂。 1861年恭親王奕□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傳教士們在江蘇、江西、廣東、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等十几個省區進行勒索，以還堂名義非法強占房地產。僅在直隸一省，傳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謂的舊址七十二處，強行要求給還。在江南一帶，傳教士甚至連處所也不提，只提十五個縣府名稱，強令地方當局勘址給還。在山東濟南，傳教士煽動教徒用暴力驅逐舊址大批居民，所強占的房屋地產，全部不給錢。在山西絳州，傳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証據，卻強令給還東雍書院舊址，法國使臣竟跑到總理衙門訛詐：“書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項廟宇時應誦經祭獻者可比﹔士子讀書，隨地皆可，何必拘定此處？”地方當局迫于壓力，一塊占地四十三畝的校址就被傳教士占領了。此類案例伏首皆是。 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東盜買了一片土地，當時業主尚在獄中。他不經地方官的同意，親自帶了一幫人，于11月28日強行沖入該址把原住戶驅走，占領了那塊地方。后來由業主家屬上訴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竟出面干涉，終于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將濟南城外一塊比李佳白強占的產業更大的土地撥給他作為補償交換。 正如當時廣東東莞縣朱教士頒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經號稱教民，動輒依勢橫行，大則魚肉鄉里，欺壓良懦﹔種種弊端，弗勝枚舉。”正是由于傳教士及在其庇護下的追隨者的種種劣跡，從而引起教案500余起，并引發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 參與八國聯軍的侵略及搶劫 當義和團從山東起事時，山東的外國傳教士們紛紛向各國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2月17日在《字林西報》發表長篇介紹義和團的文章，結論是：“應該坦白地告訴北京政府，單單講好話的時期肯定是已經過去了，今后必須采取相應的行動。……整個中國，南起黃河，北到長城，甚至長城以北，都將暴動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國人在內地所有的事業徹底摧毀，并且在不難預測的情況下，將每一個外國人從北京天津都驅逐出境。很久以來，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發生這種變亂的危險。除非現在就采取強硬的和一致的對策，變亂一定會發生，正像任何勢必發生的事情一樣。關心防止變亂的有關人士，必須采取相應的行動。” 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900年到美國紐約、波士頓、華盛頓及紐約州等地發表演說，會見美國要人，請求美國干涉正在中國興起的義和團運動，為美國出兵到處游說。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叫囂，“把勢力伸展到中國的好機會到了，上帝不允許我們放過這個機會。”在華外國傳教士為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搖旗吶喊。 為了鎮壓義和團運動，擴大對華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奧組成八國聯軍對我國發動了武裝進攻。在向北京進軍時，聯軍網羅了不少傳教士充當向導、翻譯、情報官等，在京的教會成了軍事據點和堡壘。 有的傳教士還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侵略軍的行動。任美軍情報官的天津衛理公會傳教士寶復禮（Frederick Brown）是穿軍裝的八國聯軍的情報官，還有委任狀，寫有“寶復禮牧師編入本軍，隸屬情報處”的字樣。他引導聯軍順利地攻進北京城。聯軍總司令贊賞他說：“我非常感謝你，我在這次進軍中得到你的幫助。你對中國的知識是最有用的。”傳教士們還以高價誘使教徒為他們從被圍的使館向外面侵略軍送信。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聯軍鎮壓義和團時充當侵略軍的翻譯。在義和團包圍使館時，丁韙良搬進了英國公使大院，領了毛瑟槍，參與巡邏和槍殺義和團。明恩溥也借華北公理會舉行年會之時，跑到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與丁韙良等一起荷槍實彈地鎮壓義和團。 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西什庫法國天主教總堂主教）樊國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在給巴黎遣使會總院白登卜的報告中說：“我們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學堂，為法國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國話的傳教士，被最高將領委任為連隊長……這是為了提供給軍隊將領們所需要的情報，這些情報對他們來說是很有用處的，他們都受到將軍們的感謝和致意。在此我還要向你報告，我手中已掌握義和團頭目的全部名單，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逃遁的去處。”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一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當侵略軍進入北京后，就像一群強盜在被他們打開的寶庫面前一樣。整個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軍官和士兵外，傳教士也參加了掠奪。當時法國報紙記載一個回國士兵的回憶說，“我們奉命在城中為所欲為三天，愛殺就殺，愛拿就拿……教士們做我們的向導。”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國梁為首的傳教士們，在法國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參與搶劫，還下令教徒搶劫，從8月16日開始，連續搶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時報記者談話中也承認“我應該不應該下令搶劫呢？我于是去會見法國公使……公使認為這個請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請。”后來樊自己報稱的搶劫數字是“二十萬三千零四十七兩又五十文”。但據美國《紐約先驅報》1901年1月9日報道稱，樊僅在一處王府家里就搶去財物珍寶約值一百萬兩銀子。傳教士丁韙良說：“假若讓這座城（北京）被搶光、燒光也是應得的懲罰。”傳教士仁慈的虛假面目背后的殘忍暴露無遺。 鎮壓義和團的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亂筆記》中說，“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奸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他論到傳教士時說，“關于英美傳教事業，余實不能詳細批評，但余卻深信……美國方面，常有一種巨大錯誤……即委任之牧師，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稱，職務方面亦未經訓練，此類常以服務教會為純粹面包問題，凡認為可以賺錢之業務，無不兼營并進。……余更熟知許多牧師，兼作他項營業（如買賣土地、投機事業），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此所以牧師地位因為之降低。……彼輩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師者甚少，由于外國人關系者實多。中國人對于宗教一事通常極能相容。”傳教士之貪婪、丑陋形象躍然紙上。 今年，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周年，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一百周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五十周年，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五十周年。值此世紀更迭、各國人民尋求理解、對話和和平之際，梵蒂岡卻在台灣所謂天主教主教團的鼓動下，別有用心地在中國人民舉國歡慶新中國成立51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搞所謂 “封聖”，企圖否定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歷史，否定中國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反帝愛國運動。我們不糾纏歷史，但絕不等于我們能夠忘記歷史。對于任何借翻歷史舊案為其反華政治目的服務，中國人民是絕不答應、絕不容忍的。 《人民日報》 (2000年09月29日第三版)
如何看待近代歷史上的教案章開沅、劉家峰 過去我們曾把近代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的總稱，下同）在中國的傳播，簡單地批評為“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把外國傳教士稱為“帝國主義侵略的急先鋒”。近20年來的研究又多從文化交流等層面，認識到基督教也曾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然而，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中外關系的影響是極其復雜的，比如，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播的一個重大特點就是教案的頻頻發生，據統計，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大大小小的教案約500起以上，最終釀成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由教案引發的中外交涉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進程，其影響可謂至深且巨。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教案呢？ 教案并不是到近代才有，可以說自明末耶穌會士來華之后不久就有了民教沖突。儒生和僧道是反對天主教的主力，明萬歷年間（1616）曾發生過南京教案。到清代康熙年間，天主教因反對中國教徒祭祖祭孔，興起禮儀之爭，雍正下詔禁教，驅逐外國傳教士。此后乾隆、嘉慶兩朝，中國官方對天主教的態度并沒有改變，禁止西洋人入境傳教被寫進大清律法。但近代教案則是隨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中國而發生的，其發生原因、性質和影響都具有不同于以往歷史上的特點。為弄清這些特點，必須先理解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播的大背景。 清代嚴禁傳教的政策一直持續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這之前，雖然仍有外國傳教士秘密潛入境內傳教，但從法理上講是非法的，清政府也嚴懲不貸，不是驅逐出境就是處死。鴉片戰爭，中國慘敗，被迫簽訂中英《江寧條約》開放沿海五口通商，允許外人居住﹔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簽訂，第十七款規定，美國人可在貿易港口租地自行修建教堂﹔同年，中法《黃埔條約》第二十二款規定，如有中國人把法國教堂、墳地毀壞，地方官要照例嚴懲。這是允許外國人在華設堂傳教最初的法律根據。同年，兩廣總督耆英在法國公使拉萼尼的要求下，奏請道光皇帝弛禁天主教。1846年道光帝正式頒布上諭，不但准免查禁天主教，還同意發還以前沒收的天主堂。這是清廷對天主教政策的一個重大改變，從此，被查禁長達120年的基督教傳布，從秘密非法轉而成為公開合法。不過當時允許外國傳教士活動的區域只限于五處通商口岸，并未准許他們進入內地傳教。1858年英法聯軍北上侵犯，清政府被迫同俄、美、英、法4國簽訂《天津條約》，所有條約全都列有容許外國傳教士在內地自由傳教的所謂“寬容條款”。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向北京進犯，清政府又被迫與英法俄等國簽訂《北京條約》，除重新肯定《天津條約》中規定的內地傳教的權利外，還做了進一步的擴充，中法《北京條約》的中文本里塞進了“任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條款。根據不平等條約最惠國待遇的規定，各國對這些傳教特權也都“一體均沾”。 通過這些條約，外國傳教士不但可以進入各省傳教，且因本身具有各國公民的身份，還同樣享有領事裁判權和治外法權。依據條約，中國政府對基督教不但不能查禁，對于隸屬中國的教民也不能依法處置。這可說是基督教在華傳播史中千年未有的一大變局，外國傳教士由非法變為中外條約保護下的合法，中國政府由主動變為被動。然而，外國傳教士沒有料到，由于當時中國人對西方和基督教的認識有限和早已有之的反教情緒，每項條約權利的實施都會招致無數錯綜復雜的問題，中外政府之間、官民與外國傳教士之間、平民與教民之間都會發生無窮無盡的誤解和糾紛。事實上，在《北京條約》實施后，教案一直是有增無減，在1899年之前的40年間，僅控諸官府而有文獻可尋的教案就有200起以上。 我們考察教案發生的原因，固然可以從儒家傳統和基督教教義、禮儀的捍衛處著手。但據台灣著名專家呂實強教授的研究，在造成近代教案頻繁發生的原因中，這一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而關鍵性的原因需要在宗教以外的層面中尋找。 首先是查還舊堂所造成的糾紛即占很大的比重。因天主教曾在全國三十多個城鎮和許多鄉村建有教堂，雍正禁教之后，教堂大多被沒收充公。到咸同年間，這些房產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則是多次易手，查還已相當困難，但外國傳教士仗著清廷上諭和法國公使的權威，往往不顧實際情況，任意索要紳民所尊崇的公所、會館、書院、廟宇等，迫令退還，到后來發展到強迫買賣田地、低價勒索甚至霸占田地，此類沖突持續不斷，愈演愈烈，許多教案遂由此產生。 其次是許多外國傳教士強行干預詞訟和地方公事。由于天主教在華傳教事務得到法國保護，其傳教士在這方面較新教傳教士尤甚。每當教民與平民發生糾紛，往往不論誰是誰非，逼迫地方官作出有利于教民的裁定，對涉事的非教民還經常濫行誣指，向中國地方官控告，或請法國公使向總理衙門交涉。備受教案困擾的曾國藩在奏折中寫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斗，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郁愈甚。郁極必發，則聚眾而群思一逞。”曾出使歐洲且思想極為開明的郭嵩燾也在1877年明確指出：“天主教以護教為名，恃其權利，以縱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與人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縣、廳、鎮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則不能安其生。”（《清季外交史料》卷10） 再如，有些外國傳教士不尊重中國的禮制，濫用中國官吏的儀衛輿服，與中國官員打交道時往往肆無忌憚，驕橫以至于流于狂妄。如貴州法國主教胡縛理，1861年收到依據《天津條約》而獲得的傳教護照，決定大肆慶祝，組織外國傳教士和教徒舉行大規模的游行，并乘坐中國巡撫專用的紫呢大轎，前往拜會貴州巡撫和其他高級官吏。這種舉動自然引起中國官紳的極大反感，連法國公使都認為這樣會“傷害當局者的自尊心”。許多外國傳教士還要求在公文往來和會晤禮節方面與中國官員平行，1895年法國公使要求對待主教“均與省垣頭品大吏平等，待傳教士，亦如敬重有德望之先達”，這樣的要求顯然只會使地方官員更加厭惡外國傳教士。但天主教會卻一意孤行，直到1899年，主教樊國梁還要求總理衙門制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准許總主教或主教得以平行之禮見督撫，攝位司鐸與大司鐸准其以平行之禮見司道，其余司鐸均可以平行之禮見府廳州縣。 毫無疑問，外國傳教士有很多人確實是抱著增進中國人幸福的良善動機來華布道，但其中良莠不齊，流品不一，固然有道德高尚、行為善良的君子，也有道德卑下的偽善之徒。有的外國傳教士參與侵華戰爭，或參與不平等條約的制定，或干預民間訴訟。中法《北京條約》的法國傳教士翻譯，居然用欺騙手段，擅自在中文本增加“任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條款，導致中國權益的喪失，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配稱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還有的外國傳教士自覺不自覺地懷著西方文化優越的心態，歧視、貶低中國和中國文化。教民同樣也良莠不齊，許多人是為了真正的信仰而入教，有些人則是為了得到外國傳教士對其世俗事務的保護而入教，這類人往往被稱為“吃教徒”，更有不法教徒依靠外國傳教士的包庇，藐視地方官員，逃避差役，跋扈鄉里，也是導致民教相仇的原因之一。所以，連天主教內一些正直的傳教士也極端不滿于這種惡劣現象。早在1848年，泰噶嗶神父（Joseph Gabet）出版《中國教會一覽》，即已痛心疾首地指出：“教會變成了外國機構，是敵人侵略應用的手段。教友在殖民主義壓迫下成為不知目的的秘密組織分子。” 當然，教案的發生也有一些原因在中國方面。如迷信的觀念和風俗習慣，許多虛構傳言的流行，使國人對基督教產生誤解而導致教案發生﹔至于官員的積習，推脫敷衍，對民教沖突處置不公不力，或放縱國民盲目排外，或迫于外國傳教士的干預偏袒教民，導致沖突升級等，但這并非大多數教案發生的根本原因。 如果對這些發生教案的直接原因追本溯源，就會發現根本症結還是在于西方列強強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正是這些條約，賦予了外國傳教士許多特權，使傳教士和教民成為獨立于中國主權和司法之外的特權階層。保護傳教的條款列入了西方列強依靠炮艦得到的不平等條約之中，這體現出傳教利益和西方列強在華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同一性，政教不分使基督教在華傳播呈現出侵略性的一面。外國傳教士與西方列強在處理教案中形成了一種緊密的關系：外國傳教士依賴各國炮艦政策的支持和保護，而各國政府則利用教案進行交涉，從中謀求更多的侵略權益。這才是教案頻仍的根本原因。在這種背景下，傳教就不再單純是宗教事務，近代反對基督教運動的性質也主要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這一點連許多外國傳教士都承認。英國傳教士宓克（Alexander Michie）在《支那教案論》中論到：“以武力強迫中國弛禁基督教，使基督徒與佛回兩種外來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礎上。因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發展的結果。而基督教的傳布，則與中國的國恥相聯系，在當代中國人的記憶中，創痛仍深。” 近代一些外國傳教士把傳教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為克服傳教道路上的障礙，他們不是用和平手段，直接訴諸于中國人對其教義的領悟﹔也不是憑借自己對上帝的虔誠，而是依靠炮艦，叫囂“只有戰爭才能開放中國給基督”。中國人從這些外國傳教士的言行中看不到他們所宣揚的“仁愛”與“寬容”，與近代基督教自己所標榜的“政教分離”、“宗教自由”正好南轅而北轍！這是基督教在中國的不幸，也是基督教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污點。由教案引起的戰爭和中外交涉中，中國政府被迫簽訂不平等的條約，出讓更多的權益，不僅要付出巨額賠款，還要按外國傳教士的旨意處罰涉事的中國人，包括很多高官被迫辭職或外調，甚至流放、處死，給中國人帶來極大的恥辱與隱痛。在兩個世紀交接的年代里，正是義和團運動這次全國最大的教案，引發了八國聯軍對中國的瘋狂侵略，成千上萬中國平民被屠殺，巨額財富被掠奪，使中國進一步走向痛苦的深淵。 但教案同樣也給教會自身帶來很大的痛苦，不是教堂被毀，就是外國傳教士和教民被殺，在所謂“庚子教難”中，天主教堂被毀為數最大，天主教共有44名外國傳教士和1萬8千多教徒被害，新教有186名外國傳教士及其親屬被害，傳教事業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歷次教案中死難的外國傳教士和教民，很多是民憤極大的卑劣之徒，也有若干是由于群眾性運動的盲目性而殃及無辜。外國傳教士在義和團之后作了深刻反思，態度有所收斂，并改變了以前的傳教策略和方法，以緩和民教沖突。在義和團運動中，英國人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有58人被害，此外還有21名兒童。但在運動之后的索賠過程中，戴德生主動放棄賠償要求，即使中國政府情愿賠償，也不接受，以示與不平等條約划清界限，很多教案是由于外國傳教士喜歡包攬詞訟引起的，不僅傳教士認識到這是錯誤的做法，連英國政府都在1903年也向在華外國傳教士發出通報，禁止外國傳教士直接找中國官府為教徒進行訴訟干預。其實，早在1871年總理衙門就曾擬具《傳教章程》，其中一條規定“教士不得干涉詞訟”，在1892年李鴻章的《酌擬教堂禁約十條》中也有這樣一條，但當時都遭到拒絕。法國直到1906年才被迫放棄對他國在華天主教的保護權。 中國地方官紳也從慘痛的義和團運動中汲取教訓，不再輕易與外國傳教士較力。庚子之后，教案明顯減少。民初反教運動與以前教案相比，最明顯的是作為反抗主力的社會階層與教育背景改變了，反教的途徑也改變了。反教者是知識分子，其言論是說理的，態度是理性的，方法是溫和的，把爭論上升到文化層面，具有學朮研究的精神，而揚棄了義和團運動時的盲目排外性。 毋庸置疑，基督教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促進中國社會進步，確實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但從近代之所以發生眾多教案的原因來看，在華外國傳教士的確又有著許多不光彩之處，因教案而引起的列強對我國政治、經濟的侵略加深，也是不爭的事實。近代基督教一直有著“洋教”的丑號，除了因為它是來自域外，主要是因為基督教在華傳播過程與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緊密相連。今天，沒有人再把基督教視為洋教，因為它早已擺脫了洋人的羈絆，成為中國人自治、自養、自傳的愛國教會。現在，國外一些傳教機構和基督徒仍不愿正視歷史上存在的這些問題，甚至對教案中死亡的外國傳教士不分良莠，狂熱地為之唱贊歌，尊之為神聖，這只能進一步傷害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不利于中外教會的對話與交流。 基督教和其他各種正當宗教一樣，受到國人應有的尊重和愛護。我國憲法早已明確規定信仰自由。我們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社會進步，深愿基督教與非基督教公民友好相處，也愿意與一切尊重中國主權與民族尊嚴的外國教會組織友好相處。我們本不愿再次揭開這處歷史瘡疤，重新勾起不愉快的回憶，而寧可共同書寫光明燦爛的歷史新頁，但面對海外某些反華勢力的無理挑舋，我們不能不起而捍衛歷史的真實，維護民族的尊嚴，對我國人民曾經遭受嚴重傷害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所謂“教案”問題，作出必要的客觀分析。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09月29日第三版) 馬賴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甄實 梵蒂岡此次宣封的所謂“聖人”中，有一個名叫馬賴的人。中國人民對馬賴此人記憶猶新，他就是著名的“西林教案”主角，而正是西林教案，引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造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段屈辱的經歷。 1、違反清朝的禁令，潛入內地傳教 2、破壞當地風俗，干涉教徒婚姻 3、勾結貪官強盜，擴展教會勢力 4、違反天主教戒律，勾引奸淫婦女 1856年，由于馬賴的種種惡行引起當地百姓的強烈憤慨，將他告到官府，新任知縣張鳴鳳秉公執法，將馬賴處死。法國以馬賴事件為借口，打出保護聖教的旗號挑起戰端，并希望此舉既能進行海外殖民擴張又能獲得國內天主教派的支持。英國政府也不甘示弱，制造了一個“亞羅號事件”為挑舋借口，終于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年6月英法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該不平等條約，首次規定“天主教教士得入內地自由傳教”，便利了外國教會在華活動。1859年6月英法聯軍再次進攻大沽口遭清軍抗擊，英法兩國再次調兵遣將增兵，于1860年8月攻占大沽口與天津。10月上旬攻占并搶劫、焚燒北京郊外皇帝行宮圓明園，10月下旬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北京條約》起草過程中，時任北京天主教教區管理人的法國遣使會傳教士孟振生（MoulyJoseph Martial贗名穆列﹒約瑟夫﹒馬夏爾，1807－1868）利用其為法國代表團擔任翻譯和文件起草人的機會，又擅自塞進傳教士可在各省租買田地的內容，借助不平等條約為其擴大宗教勢力范圍服務。孟振生，1835年來華，1846年任北京教區管理人，1856年為百隸主教，1860年他參加了中法《北京條約》的談判，擔任法國代表團翻譯和文件起草人，在中法《北京條約》的起草過程中，他玩了一個花招，在條約中文本中私自添加允許傳教士租買田地的文字。中法《北京條約》于1860年10月25日簽訂，中法雙方商定以法文本為標准文本，其中第六款原文是“按照1846年3月20日道光大皇帝發的上諭凡在禁教中被沒收之基督教徒的宗教和慈善事業，均應通過法國駐華公使發還業主，中國政府應將它們連同其他附屬建筑一并交給法國公使”。孟振生在條約中文本上將上面文字譯為“又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扎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以后，又擅自添加了一句法文本上沒有的關鍵性文字，即“并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147頁）這一句話使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占地產，遍設教堂提供了條約根據和護身符，并成為后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 外國教士與西方列強由于利益的一致而結成了一種緊密的關系，即傳教士利用炮艦下定立的不平等條約的保護為非作歹，西方列強則利用“教案”進行交涉及攫取更多的侵略權益。歷史事實說明，馬賴絕不是什么“聖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罪人。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09月29日第三版) 專稿：“封聖”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陰謀仲文 這次梵蒂岡在十月一日“封聖”顯然是一個精心策划的政治陰謀，但梵為了掩蓋其真實的政治意圖，往往在新聞媒體上表示冊封中國“聖人”是一場純粹的宗教活動，是表示對中國的尊敬，并倒打一耙，說中方反對“封聖”是“曲解了梵方的善意舉動”，梵蒂岡的詭辯確實具有一定的欺騙性，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3月13日梵蒂岡信仰社評論員文章露骨地聲稱“封聖是向北京政府的挑戰”，這說明教廷“封聖”活動是經過精心策划的，具有很強的目的性。眾所周知，這次所謂的“封聖”，是台灣提出并推動的，台灣方面不愿看到中梵關系的正常化，一直在用盡各種卑鄙手段干擾和破壞。台灣主教團和樞機主教單國璽一貫蒙蔽和欺騙教廷，造遙生事，向教廷濫進讒言，拼命地鼓動教廷“封聖”，妄圖利用“封聖”問題阻撓中梵關系的改善，而教廷內部也有一股很強的反華勢力，他們從極端保守的立場出發，不愿看到中梵關系正常化，積極慫恿台灣推動“封聖”，以達到阻礙中梵關系正常化的目的。台灣主教團不能代表全中國的天主教會，教廷接受台灣方面的請求，介入中國大陸事務，就是在干涉中國內政。 此外，如果“封聖”活動僅作為純粹宗教意義上的活動，其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梵蒂岡的“封聖”決不是一次單純的宗教活動。它涉及對中國近代史上教案和對外國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華戰爭中作用的評價，是涉及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重大政治問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封聖”完全是借翻歷史舊案，通過歪曲篡改歷史來為現實政治利益服務，是在利用宗教搞政治，蓄意地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抗。近年來，有些人只從文化交流傳播的角度研究傳教，沒有把傳教的研究放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這個大背景中，這是一種超政治的歷史觀。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在我國近代史上天主教、基督教傳教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性質。 梵蒂岡要為這些人“封聖”無非是想混淆是非，為天主教曾充當帝國主義侵略工具開脫罪責，這是對當時帝國主義對華侵略過程中教會所扮演的極不光彩的角色的肯定和美化，我們應該站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公正地審視這個問題。 歷史是一面鏡子，梵蒂岡從來都是口頭上標榜宗教的純粹性，在實際行動中卻一再地把宗教與政治強拉在一起﹔他們雖然號稱“天主的歸天主，愷撒的歸愷撒”，然而實際上卻總是要把“愷撒”的權力抓到自己的手中，以宗教的名義玩政治的把戲。 在中國的歷史上，教廷利用宗教搞政治，做過的有負于中國人民的事情太多了，從“禮儀之爭”到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從抗日戰爭到新中國成立，教廷一直在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與帝國主義侵略者一起與中國人民對抗。尤其是1934年4月18日梵蒂岡率先承認日本侵略者建立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支持分裂中國并讓中國教徒對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保持中立態度，這完全是對法西斯主義和侵略行徑的積極支持。這是鐵的歷史事實。大量的文字和圖片証據可以充分地証明，梵蒂岡對偽“滿洲國”的承認早已成為國際法上非法承認的典型案例。 最近教皇對天主教會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懺悔。教皇的懺悔包括了很多內容，如發動十字軍東征﹔設立宗教裁判所﹔天主教會派遣至非洲和美洲的先鋒傳教團成員，曾侵害當地住民的各項權利，鄙夷他們的文化與宗教傳統﹔天主教會經常羞辱婦女﹔天主教會曾對抗猶太教徒，造成他們承受苦難。雖然其懺悔既不具體也不徹底，雖然受害的國家和民族并不滿意，但畢竟作出了一點姿態，而教皇惟獨對其領導的天主教會在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諸多罪行只字未提。我們不知道教皇是健忘還是有意回避？還是根本就不把中國人民放在眼里？我們不糾纏歷史，但決不會忘記歷史，如果我們將鐵的歷史事實披露出來，難堪的只有教廷。 人民日報 我國史學宗教學專家批駁梵蒂岡利用“封聖”反華2000年10月07日09:40 人民日報 人民網北京10月6日專電 10月5日上午，我國部分史學家、宗教學專家在京舉行座談，批駁梵蒂岡利用“封聖”反華。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以及中國宗教雜誌社等學術機構的專家學者二十多人參加了座談會。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曉秋主持了座談會。他說，首都學術界的專家學者舉行集會，對梵蒂岡10月1日借封聖為名，歪曲歷史、篡改歷史，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辯護、翻案，向中國人民挑釁的行徑，表示極大的義憤。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是任何人也否定和抹殺不了的。曾經飽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壓迫的中國人民有權利要求梵蒂岡對歷史上對中國人民所犯的錯誤作真正的懺悔。 謊言決不能改變歷史的面目 著名史學家、人民大學教授戴逸先生說，外國傳教士是在鴉片戰爭中跟著侵略軍大批湧進中國的，外國的侵略和傳教事業密切結合成為一體。當年的傳教就是侵略活動的一部分，侵略軍為傳教士活動鋪平了道路，而傳教士又是外國侵略軍的向導和工具。大量事實說明，歷史上外國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為其收集情報、出謀劃策，參與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並享有不平等條約賦與的種種特權。傳教士到中國來以戰勝者、特權者的姿態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他們搶劫姦淫、草菅人命、霸佔土地、包攬詞訟，做盡了壞事。正因為教會勢力已經成為長在中國社會身上的毒瘤，隨時隨地都有民教衝突爆發，所以19世紀下半期教案鬥爭的本質是侵略勢力與反抗勢力的矛盾，是中國人民愛國主義意識的初步覺醒，而義和團運動是這種矛盾鬥爭的高潮。帝國主義誣衊義和團殺人是仇恨歐洲文明。要說殺人，傳教士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法國主教樊國梁在北京北堂聚集了三千名教徒，都是全付武裝，用槍炮對付手無寸鐵的義和團，屠殺了許多義和團和平民。樊國梁曾說，“我手上掌握許多義和團頭目的名單，而且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在他的指引下，大批義和團成員被逮捕，很多人用刑罰讓他們招認，然後五花大綁用白頭繩拴住辮子，70%的或活埋或絞死或槍斃，其他的人用重金贖走。被槍斃的人送到德勝門外大市口萬人坑裏。這次封聖活動中120人中有86人死於義和團運動，但義和團運動中八國聯軍和教士屠殺的中國人何止86個，有千千萬萬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扮演的是什麼角色，世界上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今天梵蒂岡為他們塗脂抹粉，封他們為“聖人”，這是故意向中國人民挑釁、示威，這種謊言決不能改變歷史的面貌，只能暴露他們的虛偽和心虛。21世紀到來了，中國不再是19世紀軟弱可欺的中國，奉告梵蒂岡睜眼看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國，我們有力量和決心保衛國家的安定和民族的尊嚴，一切歪曲歷史、顛倒黑白、誣衊中國和12億人民為敵的企圖，都將遭到可恥、失敗的下場！ 翻歷史鐵案是徒勞的 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汝豐教授說，梵蒂岡不顧中國政府和中國天主教會的強烈反對，肆意歪曲歷史，顛倒黑白，搞了一幕所謂封聖的醜惡表演，將中國近代史上曾經在中國橫行不法、劣跡斑斑、犯下各種罪行的一些外國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封為所謂聖人，這是對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其敵視中國人民的嘴臉暴露無遺。今年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160周年，第二次鴉片戰爭140周年，也是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100周年。梵蒂岡以為演出這一幕醜劇就可以為已是世所公認的歷史鐵案翻案，這是徒勞的。在中國近代史上來華的外國教會及傳教士的罪惡活動是和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罪惡歷史緊密聯繫的。這些作惡多端的傳教士需要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支援和保護，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也需要教會勢力為其幫兇。很多外國傳教士因受不平等條約的庇護，在中國的城市鄉村、甚至窮鄉僻壤無惡不作，成為一方的惡霸，強佔農田、私設公堂、經營非法貿易，甚至生活糜爛。有的傳教士還在教堂設置堡壘、組織武裝。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甫馬賴由於作惡多端、罪行累累，被廣西西林縣知事依法處死，爆發了“西林教案”，法國借此勾結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把罪有應得的罪犯說成是無辜的受害者，掩蓋罪行、美化侵略是西方殖民史觀的本質特徵之一，這是西方侵略者的強盜邏輯。如今我們又看到梵蒂岡把這樣一個侵略者的幫兇封為“聖人”，唱出了與一個世紀前帝國主義侵略者一模一樣的調子，其邏輯如出一轍，其罪惡用心昭然若揭。在西方侵略中國的整個過程中，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充當了侵略勢力的急先鋒，參與了西方殖民侵略勢力的各種罪惡活動，任何“慈善”的外衣、“聖潔”的面紗，都掩蓋不了其真實面目。現在梵蒂岡不但不對這段歷史中的種種罪行有所懺悔，反而變本加厲，把那些對中國人民犯有罪行的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封為“聖人”，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和挑釁，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和嘲諷，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梵蒂岡自以為得計，卻實則完全暴露了其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猙獰面目。 不是要皈依上帝，而是要皈依“西帝” 人民大學教授程蕭說，在1840年之後的半個多世紀，基督教傳入中國是一場十字架追隨軍旗的強行介入，是教會以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後盾的文化征服。來華的各天主教修會或外方傳教會，是按中國的行政區域劃分主教區的；各主教區內，又有以主教座堂、總司鐸區到司鐸區的類比中國各級政權結構的組織系統，許多教堂都是擁有武裝的地主莊園，從而同中國的政治機構相對峙。一些著名的傳教士相繼在他們的駐華公使用權支援下取得了清朝官員的品級和頂戴，教會上下級來往的漢字公文採用清王朝各衙門通用的官方格式。這種種現象表明了西方列強在宗教事業上的雙重標準：他們在本國避免宗教干預政務，而在中國，則積極支援受他們保護的教會支配政治。在華的天主教會還熱衷於招納中國社會上的各種越軌之徒，如盜匪和民間教派分子。因為這些人具有虔誠的信徒所缺乏的反社會的能量，而且往往成批地加入教會。教會還通過干預訴訟等方式來支配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傳教士往往熱衷於打官司，依仗其在公使支援下的勝訴來支配地方行政。在十字架和炮艦並進的歷史背景下，西方傳教士中即使屬於溫和與圓通的一派，也無不懷有西方中心論的文化傲慢，實施著異乎尋常的、以摧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生文化為宗旨的文化征服，達到所謂的“中華歸主”。而這一目標正如章太炎所言，不是要中國人皈依上帝，而是皈依“西帝”。正是這樣的歷史邏輯，才迫使本來對各種外來的宗教信仰相當寬容的中國人民捲進了反洋教的鬥爭，產生了義和團。連當時的一些法國議員都說，中國的義和團是驅逐“情同海盜”的傳教士的正義行為，如果中國的和尚來到法國，如傳教士之行為，那麼法蘭西的愛國者將都會成為義和拳。當年在中國發生的大量教案及其匯合而成的義和團運動，不是什麼宗教信仰的衝突，或對傳教士的殘酷迫害，這是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在中國社會和文化層面上的激蕩，是西方帝國主義和教會聯合侵略引起了中國軍民的大面積的反抗。 鴉片、炮艦、傳教士是西方列強侵華的三部曲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鄭師渠說，西方教會勢力在近代中國的拓展，不是一個單純的和平的文化傳播過程，相反，由於它甘心為西方殖民主義侵華政策服務，其在中國的拓展，便成了一個充滿著醜陋暴行和偽善的不光彩的文化侵略過程。鴉片、炮艦、傳教士是西方列強侵華的三部曲。十字架與炮艦互為表裏，相互為用，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對外擴張的基本政策。基督教來華的傳教士從總體上看，是自覺地服務於各國的殖民政策，充當了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傳教士宣稱，“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鴉片戰爭後，西方教會勢力以不平等條約為護符，在中國是拓展了，但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不是什麼上帝的福音，而是殖民主義侵略無窮的災難。傳教士構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一股惡勢力。到19世紀末，外國傳教士在華人數已多達三千餘人，其建教區40個，教會堂60多個，發展教徒80多萬人。他們憑藉不平等條約的保護，橫行鄉里，包攬詞訟，強佔田產，姦淫婦女，無惡不作。法國傳教士馬賴擅自潛入廣西西部傳教，劣跡斑斑。他違反天主教的戒律，利用做彌撒的機會，一再誘姦女教徒。義大利傳教士郭西德在陝西燕子砭地區傳教，同樣無惡不作。他霸佔民田，槍人財產，強迫教民給教會交租、服役。規定教民的女兒出嫁前須到教堂去"領洗”，實際上是要求西歐中世紀曾有過的“初夜權”，他趁機姦淫許多婦女。傳教士為非作歹，激起極大的憤慨。在義和團中曾出現過一個著名的揭帖，其中說，“天不下雨，地發幹，都是教堂遮住的天”。農民把教堂視作自己一切苦難的根源，全國各地教案此起彼伏。 在帝國主義侵華中，傳教士不僅為非作歹，而且充當了帝國主義的別動隊，無視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鼓吹瓜分中國，而且他們還直接參與了帝國主義鎮壓中國人民反抗鬥爭的罪惡活動。現在，梵蒂岡卻封聖這些罪人，這是對歷史的無恥歪曲，是對中國人民的公然挑釁，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 不是“聖人”是惡徒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莊建平說，梵蒂岡無視中國的尊嚴，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竟然對在侵華戰爭中失去性命的來華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大加褒獎、冊封為“聖人”。這種倒行逆施的反華活動，必然激起中國人民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憤。事實勝於雄辯。來華的傳教士不是傳播文明，而是殖民主義瓜分中國的幫兇；他們不是“聖人”，而是惡徒。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依靠帝國主義列強的槍炮艦隊重新湧進中國。起初在沿海港口地區傳教，後來隨著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傳教士的活動遍佈中國各地。從沿海口岸到內地城鄉，到處教堂林立，教士橫行不法。外國教會在其中扮演了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急先鋒。他們認為，中國“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落入我們手中”，“如果我們不去佔領這塊土地，不在十八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要用“基督教佔領中國”，要“中華歸主”。19世紀下半葉，中國人民反殖民鬥爭遍及城鄉。參與反殖民鬥爭的人士遍及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幾百起教案的發生，歸根結底是維護中國主權的問題。教案發生的原因，說明被中國民眾殺死的傳教士是橫行鄉里、淩虐百姓、霸佔田產、姦污搶掠、無惡不作的惡徒，而決不是什為“聖人”。 不光彩的歷史記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郭方說，梵蒂岡為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鬥爭中，因違法或作惡多端受到懲罰而死去的一些人“封聖”，是對12億中國人民民族感情、民族尊嚴的嚴重傷害，侵犯了中國國家神聖的主權和中國人民的尊嚴。梵蒂岡在歷史上留下大量無法否認的不光彩記錄，他們不得不為科學家伽利略平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教廷的親法西斯傾向，對猶太人被大屠殺保持沈默，已遭到世界愛好正義和和平的人們的譴責。教廷對此已有懺悔，但對於我國抗日戰爭時承認偽滿洲國的事卻避而不談。這次封聖更是對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的反帝反侵略鬥爭的輕侮。面對21世紀強大、獨立、繁榮的中國，梵蒂岡教廷不要犯歷史性的錯誤，在處理有關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事務時，首先要學會尊重中國的國家主權和中國人民的民族尊嚴。 外國教會入侵是義和團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陳月清教授說，義和團愛國運動首先興起于山東，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極其複雜、深遠的原因。甲午戰後，備受日軍蹂躪的山東人民，在帝國主義陰謀瓜分中國的狂潮中首當其衝。列強瘋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無情搜刮，連年不斷的天災人禍，已逐漸把人民逼到死亡線上。特別是洋教猖獗，教案頻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辦理，進一步加劇了本已十分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廣大群眾義憤的怒火愈燃愈烈。陳教授列舉了在山東的傳教士及教會對中國人民幹的壞事，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西方基督教傳入中國，是與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同步進行的。義和團運動自始至終都是以反對外國教會為主要形式，這是因為外國教會的入侵和劣行，是促使山東義和團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 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任延黎指出，中國近代史上，天主教、基督教的傳播是與中華民族遭受欺壓的屈辱密不可分的。但是，人們很少聽到羅馬天主教會的核心機構羅馬教廷對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歷史上的種種惡行進行反省和檢討，也未見到羅馬教廷對在各種教案中死傷的中國民眾予以憐憫的文字。相反，最近羅馬教廷冊封自禮義之爭至1930年在中國“致命”的120位歐洲傳教士和中國教徒為“聖人”，這種無視歷史的做法，是對中華民族感情的嚴重傷害。在這些“聖人”中，有違反清政府禁令潛入福建傳教被法辦的5位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有引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法國神甫馬賴；有在貴陽教案中慫恿教徒對抗地方政府的法國傳教士文乃爾；有在燕子砭教案中因歧視百姓引起民教衝突被百姓處死的義大利傳教士郭西德。事實上，羅馬教廷傷害中國人民的事件並不止一兩件。在抗日戰爭時期，羅馬教廷駐華公使蔡甯要中國教徒保持“不偏不倚”的所謂超然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已與17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而梵蒂岡卻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仍然同臺灣保持外交關係。1980年以來，教皇曾經多次表示願意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但現在又冊封一些在近代史上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劣徒為聖人。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不斷啟示我們，羅馬天主教會當局只有學會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社會習俗、國家法律和民族感情，才談得上與我國建立和發展建設性的關係。 梵蒂岡反華的政治立場沒有改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馮今源說，梵蒂岡反華非自今日始。歷史上的梵蒂岡一直在與中國人民為敵。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他們置當時中國政府的禁令於不顧，潛入中國各地，進行非法傳教。干涉中國禮儀，蔑視中國文化。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他們充當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20世紀30年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間，梵蒂岡於1934年初正式承認偽滿洲國。抗日戰爭勝利後，梵蒂岡又支援蔣介石反共打內戰。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天主教發起反帝愛國運動，梵蒂岡又不斷干涉我國內政，鼓勵天主教徒反對政府。凡種種惡劣行徑，充分說明梵蒂岡一直反華反共，反對中國人民，干涉中國內政，敵視新中國。這次所謂封聖事，再一次說明梵蒂岡反華的政治立場沒有改變。企圖翻歷史的舊案，為殖民主義侵華招魂。這是對中國主權、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中國人民是絕不會以放棄原則、放棄主權為代價的。中國天主教會必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沿著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走下去。 歷史不容歪曲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段琪說，基督宗教第四次傳入是靠西方列強用槍炮轟開中國的大門的。從一開始一些外國傳教士就充當了殖民主義者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開路先鋒。來華傳教士中不少人往往以戰勝國的公民自居，在他們眼中，中國人是愚昧無知的，中國文化是異教文化，不可取，企圖用西方文化全面征服中國文化。有些傳教士還不尊重中國的法律，私自深入到中國法令不允許的地方傳教。他們依仗不平等條約，做盡壞事。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有其內在的必然性。被八國聯軍屠殺鎮壓的義和團人士則“為數實倍蓰于遇害的教民”。事後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加上利息，如要全部還清，則高達九億八千萬兩。這哪里有正義可言！梵蒂岡不僅不對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作反省與懺悔，反而在中國人民受傷的心靈上抹鹽，公然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翻案，這是中國人民決不答應的。 所謂“封聖”是逆歷史潮流而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卓新平說，自“禮儀之爭”以來，羅馬天主教會採取了不認同中國文化、對抗中國政府及其法令的在華傳教方針，由此長期處於與中國的對抗狀態之中。在19世紀以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在中國實行殖民化的過程中，羅馬天主教會站在西方列強一邊，直接充當了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華的幫兇，其利用不平等條約在華取得的傳教特權本身就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對中國人民人權的侵犯。這一段歷史，梵蒂岡本應該在今天認真反省、檢討，向中國人民懺悔、認錯，以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尊重歷史事實，用實際行動來改善中梵關係，在世紀之交、千年之交走上一條改“對抗”為“對話”的全新道路。然而，梵蒂岡卻以所謂“封聖”之舉而倒行逆施，逆歷史潮流而為，從而在不檢討其歷史錯誤的同時又犯下了新的歷史錯誤。梵蒂岡“封聖”之舉引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憤慨，我們社會科學界人士堅持擁護中國外交部的聲明和國家宗教事務局發言人的談話，堅決譴責梵蒂岡無視中國主權、違背歷史事實、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所謂“封聖”活動。 梵蒂岡所謂“封聖”之舉乃是其對華關係上所犯的一個新的嚴重的歷史錯誤： 其一，所謂“封聖”之舉是梵蒂岡對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近代侵華歷史及其不光彩角色的肯定，是對中國人民“人權”的極大傷害。其二，所謂“封聖”之舉是梵蒂岡對中國主權的蔑視，它以所謂接受臺灣天主教主教團的提議而搞的“封聖”無視中國主權、無視中國絕大多數人民意願的錯誤行為，是對中國統一事業的嚴重干擾和破壞。其三，所謂“封聖”之舉是梵蒂岡不尊重中國天主教會，不尊重中國廣大天主教徒的錯誤行為。其做法本身乃違背了天主教會的有關原則和傳統，使其與中國天主教的關係蒙上了新的陰影，也使羅馬天主教自身在華的形象受到嚴重影響，因此，其“封聖”之舉乃是對天主教自身的損害，是對天主教會在中國發展造成新的障礙和破壞。 在世紀之交，梵蒂岡曾向全世界對其歷史錯誤表示懺悔、道歉，但卻不向中國人民正式懺悔、道歉，其對自己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這極不光彩的經歷的袒護、遮掩是極不明智、極端錯誤之舉。我們奉勸梵蒂岡尊重歷史事實，對其歷史上的錯誤認真反省、認錯，不要再走與中國對抗的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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